原标题：勿让文物修复者后继乏人
现年70岁的苏先明是一位文物修复工作者，从上世纪60年代入行起，专职文物修复工作，一件件破损、虫蛀的布帛、瓷器经其巧手还原成本来的面貌。但眼下，苏先明最大的感慨就是，文物修复工作即将“断层”，后继者青黄不接。（详见本报2月13日A05版）
2017年国内曾经播出过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这一纪录片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职业展现在人们面前，那便是文物修复者。在影片中，这个职业充满诗意和趣味，他们用毕生的精力让在地下沉睡千年的文物重新焕发光彩，并通过这些文物与历史进行跨时空的对话。
实际上，文物修复是一个寂寞、艰辛的工作，它不仅需要具有多门学科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同时还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出土文物众多，文物修复师类别有钟表室、铜器组、墓画室、裱画室、木器室、漆器室六大部分，六大部分内又分为粘、画、贴三部分。种类多，要求严格，这也使得能够或愿意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人才稀缺，有相关数据表明，2012年我国仅有文物修复工作者2000多人，这几年人员数量并无多少增长。
“择一事，终一生”，这是我们广为推崇的工匠精神，文物修复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精神，但人员的青黄不接，让这种工匠精神和修复技艺在逐渐失传。国内目前开设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工艺美术类院校只有17所，招生也不紧俏，文物修复技艺传承还主要依靠“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且必须经过长时间才能见成效。另外，同样作为文物大国，意大利在20世纪初就建立了相关规范和标准体系，我国上世纪80年代才有《文物保护法》。
行业标准缺失，培养机制不健全，都使得我国的文物修复工作面临人才危机。要解决这一危机，还需要加强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并改变文物修复师目前学术、社会、经济地位都没有的“三无人员”状态，更要鼓励老技师积极带新人，鼓励和培养年轻人热爱历史、热爱文物的兴趣，让更多的人投身这一职业。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物保护和修复与文化自信有着莫大的关系，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国家象征、民族记忆的情感依托和物质载体，保护修复文物就是保护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因此意义非凡。这也需要更多的人来坚持这项工作，而这种耐得住寂寞、受得了辛苦的工匠精神，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传承下去。
■本报评论员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