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汽车下乡”10年后重启，买车会成乡亲们标配吗
▲图/新京报网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布《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汽车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最大件消费，所以，《方案》中的第一条就是“多措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出行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特别提到了“促进农村汽车更新换代”。
农村正在进入汽车爆发性普及的门槛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理解为“汽车下乡”政策的重启，促进农村的汽车消费。早在10年前的2009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就曾提出一项惠农政策：在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换购轻型载货车的，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这也让人联想到10年前的家电下乡。家电下乡是中国政府2008年12月宣布的财政政策救市方案，目的在于对抗全球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消费性电子产品外销需求急速衰退现象，扩大内需市场。
“家电下乡”给农民提供购买彩色电视、冰箱、移动电话与洗衣机等四类产品，按产品售价13%给予补贴，最高补贴上限为电视2000元、冰箱2500元、移动电话2000元与洗衣机1000元。家电下乡取得了显著成效，达到了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国家达到了提振内需的效果。
当下，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中国的出口面临一定的压力。这个时候，庞大的内需市场就成为中国经济宝贵的战略纵深。目前，消费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而庞大的“五环外市场”，也蕴含了巨大的消费能力。利用、激活这个战略纵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
经济政策讲究顺势而为，汽车下乡外部条件是成熟的。按照一般市场规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800-3000美元时，汽车市场需求迅速上升，人均汽车拥有量也大幅度提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专家称，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时候，私人购车将出现爆发性增长。
中国汽车的爆发性增长出现在2008年。2008年至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复合增长率为38.77%，2009年，我国汽车市场累计销售汽车1364.48万辆，同比增长45.46%，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销售市场。2010年，累计销售汽车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2008年的中国人均GDP是24100元，基本上符合人均GDP3000美元这个汽车普及的门槛。
不过，中国并没有单独统计农村的人均GDP，所以还需另找数据。汽车的普及还有一个规律，那就是R值，即汽车价格/人均收入，这个R值在接近3的时候，汽车开始普及。
在进入3000美元这个门槛、中国汽车行业爆发的2008年，中国城镇人均收入为15781元，考虑到中国地域发展的差异，以及较高的基尼系数，一线城市的收入还会更高一些，2008年北京的人均工资为45000元左右。当时的一辆小轿车按15万元计算，刚好进入R值等于3的门槛。
有了这个R值，我们就不难反推，如今农村正在进入汽车爆发性普及的门槛。2018年12月30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会上透露，2018年农业农村发展稳中有进，农民人均纯收入持续较快增长，预计超过14600元。考虑到农民在外打工，将收入寄回去，这个收入会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得益于不断提升的国产化，汽车价格也在下降。哈弗、吉利这样的国产品牌汽车，物美价廉，价格5万元起。中国农村收入已经越过了R值等于3这个边界。
某种程度上，农村比城市更需要汽车。农村人口分布更分散，公共交通不发达，有些地方可以说没有公共交通。所以农民对汽车的需求更刚性。与此同时，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中国农村的道路条件提升，不再是以前的泥泞小路。农村没有停车的限制，汽车的消费就少掉一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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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种种因素都已经具备，中国农村的汽车普及，正在进入爆发增长的门槛。
汽车下乡将改变农村生活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的汽车消费有其自有特征，即生活和生产的兼顾。这就使得皮卡车可能成为农民欢迎的车型。当下不少地方对于皮卡车实行限行政策，这无疑会抑制农民的购买欲望。
所以，此次《方案》还提出，稳步推进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在评估河北、辽宁、 河南、云南、湖北、新疆6省区放开皮卡车进城限制试点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稳妥有序扩大皮卡车进城限制范围。显然，增加皮卡车的使用场景，有利于提升农村的汽车消费。
汽车进入农村，也将改变农村的生活形态。汽车需要道路，而修路的价格并不便宜，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村落中，为了共享道路，居住会越来越集中。而修路等公共设施又要求当地居民要一起协商完成道路的建设、保养。
此外，随着农村汽车的增加，相对不发达的道路设施，乡镇、县域的堵车会更大概率地发生。实际上，如今春节堵车已经从城市转移到乡镇。这都要求规则意识的提升。当然，一些负面也难免会出现，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攀比更加严重，以前是比房，现在攀比的目标则可能放到了汽车上。这些问题需要正视和循序解决。
但可以预见，“汽车下乡”10年后再启，确实有望撬动农村汽车市场的快速增长。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