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奥斯维辛幸存者莱维：见证，也是一种反抗
普里莫·莱维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至关重要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被誉为意大利国宝级作家。对于纳粹制造的犹太人大屠杀，普里莫·莱维曾经这样说：“我们的语言中缺乏词语来表达这种摧毁一个人的罪孽”。这种警惕和界限感造就了他在叙述时的节制、镇静，以及适时的缄默，也使他的见证更具力量感和准确性。但这并非意味着莱维的作品缺少道德感。在直面法西斯暴政对玷污人性的同时，他也提倡着对抗争、人的尊严和操守的认同和坚守。
今年，随着莱维最新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缓刑时刻》、诗集《不定的时刻》、由他与乔瓦尼、泰西奥德的访谈整理而成的谈话录《与你们交谈的我》以及伊恩•汤姆森所著的《普里莫·莱维传》的面世，《休战》和《若非此时，何时？》再版，三辉图书邀请到出版编辑索马里以及书评人云也退，在建投书局聊了聊莱维的写作及他笔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普里莫·莱维传》，作者: [英]伊恩·汤姆森，出版社: 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出品方: 三辉图书，译者: 杨晨光，2018年3月
“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人，最好的人都死掉了，苟活下来的人都是不如他们的人，但是我又要说这些话。”
普里莫·莱维是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犹太青年。相比欧洲的犹太人而言，意大利的犹太人同化程度是最高的。因为他们祖祖辈辈在意大利扎根，所以他们对意大利有着非常深的认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莱维的父亲还参加过法西斯组织，这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并不知道这会走向种族灭绝。等莱维毕业时，排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发现周围的犹太人都在消失。他就选择加入了非常草根的游击队。后来，他被游击队的叛徒出卖了，被抓进了意大利的俘虏营。他在俘虏营里承认了犹太人的身份，就被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莱维之所以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索马里提到，是因为他属于劳动工，德国人需要从战俘中找到会帮他们在实验室里提炼橡胶的人才。
普里莫·莱维
云也退认为，这段经历跟他的写法和风格有很深的联系。莱维说，他本来就是一个很侥幸的人，很侥幸地没有成为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迫害的人。他只不过是1944年才进了集中营，还是出于意外。他就是一个想苟活的人，也因为他懂化学。但是他在躲过迫害和摧残时，同时他也见识到了那些迫害、摧残的威力，以及焚尸炉的惨无人道。所以，他在写作时就会有一种内在的自觉，他不会拔高个人的经历，只能写成一个随波逐流的人的遭遇，但是他真切地感受到，他对那些死去的人有一种严肃的义务，他说：“我不是一个最好的人，最好的人都死掉了，苟活下来的人都是不如他们的人，但是我又要说这些话。”所以他的写作都是在这种力量当中煎熬出来的。
莱维说，他不知道那些死者是怎样死的，他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只知道那些人有去无回，或再也没有见到过他认识的一些人。所以，他不可能代表那些人说“我亲历了集中营”。他对那些人是怀有愧疚的。这种愧疚感一直贯穿在他的写作生涯当中，因为这种愧疚，他必须得经常为那些死者说话；但是同样因为那种愧疚，他也经常避开那些最严肃的事情，去写那些轻松的事情，写一些非常细碎的生活场景。云也退认为，这些场景往往不太容易读下去，但是正是在这种回避和闪烁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人对他自己的经历和写作的重视与忠实。
莱维对意大利年轻人的影响无比深刻
莱维对很多西方作家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索马里提到，2016年《普里莫·莱维全集》在美国出版时，引起了出版界很大的震动。出版商会引用诺贝尔奖得主托里·莫里森的话：“人类身份及其价值对人类毁灭性的获胜，闪耀在莱维的字里行间。”她就感觉普里莫·莱维的作品是人性获胜的一个见证。但是这句话后来被很多评论家，包括詹姆斯·伍德、蒂姆·帕克斯抨击，因为他们觉得莫里森作为一个美国人过于乐观，看不到普里莫·莱维的作品中极度黑暗的东西。而极度黑暗的东西就意味着，莱维作为一个见证者，他的困境在于要说那么多悲惨的事情，而说这些会让自己降格。
因此，索马里总结道，战后的见证文学有两个路径，一种是在集中营里大量思考死亡的写法，另一种是普里莫·莱维和让·埃默里的写法。一个见证者说，自己在集中营当中花了很多时间考虑死亡，而普里莫·莱维当时就反驳了这个言论，他说，在集中营里面有太多的其他事情要忙，没有时间来体验这种内心的动荡。他说生活的目标就是对死亡最好的干预，这不仅适用于集中营的生活。所以他的文字风格的冷静和中立，并不是要刻意显示出他超然的生活态度。
《若非此时，何时？》作者: [意] 普里莫·莱维，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译者: 翁海贞，2018年9月
这种风格也导致了他在五六十年代之后，依然是意大利的国宝级作家。当然，这个称号也是因为他对意大利青年的影响无比深刻。以前意大利青年上街游行的时候，有人把普里莫·莱维在奥斯维辛的编号174517文在自己的手上，他们号召大家不要忘记普里莫·莱维。
莱维的散文集里面也提到了很多中学生。他也是意大利作家中去中学演讲最多的人，因为他觉得自己对年轻人负有责任。他也会跟德国的中学生通信。有一次他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讨论纳粹为什么会在德国兴起和德国人灵魂当中彻底性的问题，这个女孩还会回他二三十页的信。当时在上世纪60年代，这个女孩所代表的反思纳粹的年轻人，在当时的学校里已经是边缘人物了。因为那时德国人已经不再那么愿意面对纳粹了，只想着尽快遗忘它。
见证，就是去描述这种恶行，这本身就是反抗
索马里提到，那为什么莱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前景很灰暗，然后就自暴自弃灰头土脸？莱维认为，无论是见证还是写作，就是要描述这种恶行。在面对深渊的时候，并不是说深渊会回答你，而是我们应该拥有这个权利去复述，去复述本身就是在反抗。所以，莱维说，当人们把脸洗干净，就算用脏水洗，再用上衣擦干身子，把鞋子涂上黑色，并非为了遵守普鲁士人的戒律，而是为了尊严，为了体面，我们得挺起腰杆子走路。这都是为了活着，为了不让自己开始死去。
我们都知道，“劳动使人自由”刻在集中营的门口。这是对纳粹的极端讽刺。但是在集中营里，哪怕人们知道明天会死，所有人还是会一丝不苟地完成当天的工作。索马里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气质，莱维当时认识一个波兰的泥瓦匠，这个泥瓦匠非常厌恶纳粹，但是他的泥瓦活干得非常漂亮、一丝不苟。索马里认为，这个泥瓦匠特别希望集中营毁灭，但是还那么认真干活，这是一个绝妙的反讽。
奥斯维辛集中营，“劳动使人自由”
而这种在集中营里的尊严和一丝不苟，也影响了莱维。索马里提到，莱维在离开集中营之后，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他在工厂，“战斗”了37年才退休。他每天会在工厂工作十个小时，路上花两个小时，回家之后就开始写作，写到深夜。他的一生都和劳作、写作联系在一起。
云也退也赞同，莱维在集中营里以及在集中营之外的工作，所体现出的工作精神，是意大利人身上很少见的。他身上似乎有一部分意大利人的特性，也有德国人的干劲。，也有一部分德国人。而德国人这种干劲，也是战后经济奇迹的因素。这也是犹太人特别擅长的地方，在犹太人的思维中，工作是生活中最基本的因素，不工作的话，就没有理由谈生活，而这一特点又恰恰跟德国人完全相融。对于莱维来说，他非常愿意去工作，也是因为工作能让他忘记很多东西，不用考虑很多别的事情。在集中营里，为了忘却屈辱和厄运，他必须把他的注意力分散掉，把自己放进可见的任务里。从集中营出来之后，为了躲避他的害羞，不必面对那些他不敢面对的女孩子，他也因此沉迷于工作。
新京报记者 徐悦东
编辑：沈河西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