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海已进入第三次入园高峰，如何让“最柔软群体”得到“最安心照护”
摘要：郑慧琼委员建议建立休假保险制度，保障职业女性每年至少可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照料孩子。
近年来，本市处于人口自然增长高峰阶段，加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逐步显现，本市出生人口规模保持在每年20万人左右的高位，上海现在已进入了第三次入园高峰。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抚幼功能有所弱化，婴幼儿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家长们正发愁入园难、入园贵，普惠制的幼托服务能否增加？
代表委员们建议，要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加强普惠性供给，同时要加强对托育机构的监管，让“最柔软的群体”得到“最安心的照护”。此外，对于如何更好发挥家庭在解决“托育难”中的作用，让职业女性不再“压力山大”，代表委员也有话说。
发展普惠性社区型托育机构
上海托育服务总供给存在较大缺口，供需矛盾突出。市妇联2018年11月对长宁等5个区15个街镇的精准需求调查显示，每年“刚需”入托需求的孩子约占总量的三成。以2016年为例，上海托幼园所能满足的幼儿入托数约为1.5万余人。2017年、2018年，市妇联牵头承接了“新建20个社区幼儿托管点”市政府实事项目，共建成社区幼儿托管点45个，计划招生数1800余名。这些远远满足不了幼儿家庭的入托需要。
“我们去调研，发现每月3000元以下的托育机构很少，一般社会营利性托育机构的收费是5000元到1万元，有的甚至超过1万元。”市政协委员黎荣介绍了去年市政协深入推动幼托教育健康有序发展重大课题情况，“这与普通市民的需求和承受能力相差还比较远，希望普惠性的托育点更多一些。”
市妇联调研也发现，托育机构收费标准悬殊，本市公办幼儿园托班、集办托儿所、福利性托育点收费在1000元/月以内；市政府实事项目幼儿托管点限价3000元/月；新获批的非营利性托育机构收费往往在6000—7000元/月，营利性托育机构价格甚至每月超过1万元。社会化托育机构的收费标准超过普通家庭可承受的范围。
市人大代表、市妇联主席徐枫建议，坚持把托幼一体化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加快发展普惠性社区型托育机构。“幼儿园办托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她说，要鼓励公办幼儿园发掘潜力，增开托班。对于开设托班的公办幼儿园，要在办园经费、教师待遇、生均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统筹规划新建幼儿园资源布局，进一步明确新建、改扩建、迁建以及共建配套的公办幼儿园按一定比例设置托班数量。对于开设普惠性托班的民办幼儿园给予补贴，如按入托幼儿数给予财政补贴，或采用政府购买学位等方式给予扶持。
“托育服务既要解决托育难，也要防止托育贵。”黎荣委员建议，要调动社会各方参与托育服务，支持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多办托班。对家庭老一辈带养幼儿，要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各街镇可通过提供托育场所、给予装修、设备经费支持等，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发展社区的普惠性托育机构。要积极鼓励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等社会各方参与举办托育机构，提供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
加强对托幼机构的监管
去年，市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少数没有资质的托幼机构已经在运营，不少民办机构以及政府托育机构都没有自建食堂，他们采用第三方供餐方式，风险隐患点不少，相应的监管如何跟上？
婴幼儿食品安全问题牵动人心。目前，本市已经出台相关文件，对送餐时间、配餐间面积等作出规定，幼托机构一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故，要求在两个小时内必须报告当地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市人大代表孙慧表示，幼托膳食要求比较特别，必须按最严要求来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加大托育服务从业人员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科学的监管体系。
“要改变管理模式，从重准入转变为重监管，办好托育服务。”市政协委员、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沈永铭建议，降低社会参与的门槛，管理部门重心放在服务和监管。比如，所有公办、民营托育机构无死角监控接入中心平台，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日常巡查；建立一套质量管理平台，所有托育机构的幼儿和家长信息，全部实名登记到管理平台，托育质量的好坏由家长评判，部门巡查和重大事件统一汇总到平台，同时建立红、黄牌制度，形成优胜劣汰机制。
市人大代表、杨浦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周梅建议，将托育服务纳入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联合教育、卫计、民政、工商等部门采用年检、巡检、抽检等方式结合社区、家庭等共同监督，对托育机构进行监督审查，规范办学行为，保证托育机构的有效运行。她建议，“根据反馈结果，由政府来确定下一年度财政支助的预算开支，通过增减资助、补助经费的方法来管理托育机构的有效运行，保障托育服务发展的可持续性。”
家庭参与实现协同养育
随着“80后”“90后”妈妈的增加，科学育儿的需求更加突出，这迫使许多家庭深思，0至3岁幼儿养育的科学方法是什么？
在这一阶段，孩子对家庭的依赖度非常高，家庭养育具有不可替代性，家庭养育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和情感归属。代表委员建议，政府必须首先确保为全市所有0至3岁婴幼儿家庭提供每年6次的科学育儿服务指导，要让所有婴幼儿家庭都有获得感，当然也必须重视一部分家庭对于托育服务的刚性需求。
周梅代表建议，“家庭参与”是解决“托育难”的主要渠道之一。由此可见，“家庭抚育”在托育中占有一席之地。托育机构应承担上门指导、在线咨询等职责，利用大数据引擎分析家庭养育的困惑、需求，将“科学养育”开进家庭，加强对家庭抚育主体——家长进行养育技能培训，传授一些早期教育的操作方法，提高他们的科学照护素质，着手建立机构“送教上门”“咨询服务”“养育沙龙”等实施、奖励制度、操作细则，并提供相应的补贴或奖励。
对于职业女性来说，更重要的是时间成本，以及养育孩子与职业发展的两难抉择。相关调研结果显示，目前，本市绝大部分0—3岁婴幼儿还是在家庭照料，如果母亲要上班，大多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料，但孩子生病和夜间多数是母亲来照料。作为职业女性，她们在养育幼儿期间十分辛苦，也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很多女性甚至因为看护婴儿不得不放弃工作。
郑慧琼委员建议建立休假保险制度，保障职业女性每年至少可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照料孩子，这样可以解决寒暑假期间孩子无人照顾的窘境，而假期期间少拿或不拿工资，可以降低用人单位的成本，也容易得到用人单位的支持。她还建议，设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儿童养育休假保险金制度，比如建议每对结婚的夫妇或有孩子的家庭交纳适当的保险金，单位和政府也配备相应的比例。“推进养育成本的社会化，由社会共同承担养育成本，减少全面二孩政策给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
栏目主编：张骏文字编辑：陈琼珂题图来源：视觉中国图片编辑：笪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