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两名美国大咖齐发声：对华竞争需重视这四点——
导语
安东尼·布林肯曾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卡根为美国战略学界知名学者。两人近日撰文认为，“美国优先”政策将会削弱而非加强美国地位。要在新的世界竞争中获取优势，特别是获得对华竞争优势，美国需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综合使用军事威慑与预防性外交手段，力争在危机酝酿阶段化解可能冲突。既要避免不必要的军事介入，以防徒耗国力；也不能全盘撤离原有势力影响范围，防止被对手填补真空。
2。不能放弃自由贸易和国际贸易机制，以防止竞争对手而非美国最终塑造新的全球经济规则。应重视自由贸易，重视技术创新，通过贸易与创新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
3。重组美国主导的盟国体系和相关机构，将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如欧洲的德国、法国与亚洲的日本联合起来，组建全球范围的新同盟，协助美国主导现有秩序。
4。再次重视拉丁美洲，将更多外交资源投向拉美，特别是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深度重塑拉美国家，以从根源上解决目前涌向美国的移民问题。
美国《华盛顿邮报》1月1日发表美国前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根撰写的文章称，虽然“美国优先”政策在两党获得支持，但是美国人的领导作用已经随着苏联解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以及金融危机而瓦解了。2020年无论谁接任总统，都将面临这一问题，“美国优先”政策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参考消息网现将全文编译如下：
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中，外交政策是选民最不关心的事情了。但随着2020年的到来，有一件事是明确的：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在两党都越来越受欢迎。特朗普最近从叙利亚撤走全部军队的决定以及从阿富汗撤走7000人部队的决定虽然遭到了两党议员的谴责，但问题在于，在首都华盛顿以外的美国人是否也一样感到愤怒？
▲美军在阿富汗执行任务资料图
事实是，不管大多数美国人曾经如何耐受二战后美国的“全球角色”重担，这种耐受度已经随着苏联解体而降低，甚至随着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而变得彻底忍无可忍。2020年，无论谁上台，他都将很难撼动在特朗普之前就已出现、在他下台后也仍然会存在的这一趋势。
只不过未来这位总统要面对的将是一个看起来更加危险的世界，一个更像20世纪30年代而不是“历史的终结”的世界：民粹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蛊惑民心的政客正在崛起；欧洲陷入分裂和自我怀疑；民主受到围困并很容易受到外国的操纵。此外，还有本世纪美国迎来的新挑战——从网络战到大规模移民再到地球变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任何一堵墙能够将它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优先”的政策上加倍下注，再混以民族主义、单边主义和仇外主义，这样的做法只会使上述问题更加复杂。不过，接受那些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思想家所提供的方法，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这些思想家担心美国的能力无法支撑其影响力，因而建议在不考虑可能后果的情况下全面撤退，就像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指孤立主义）。
那个时候，最终结果是一场更大的全球灾难。
因此，美国面临的挑战就来了：它能否找到一种得到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的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从美国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正确教训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绕过“对抗”或与之同样危险的“退让”的外交政策，找到一种理解利己主义和自私之间区别的外交政策？
▲2018年12月26日，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偕第一夫人梅拉尼娅，于圣诞节后对伊拉克进行了突访，并与美国在当地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会面。
这样的外交政策有四大支柱：
一、预防性外交与武力威慑并用
一个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力求在危机失控前预防危机的发生或遏制危机。这需要结合积极的外交和军事上的威慑。
美国历届政府对外交部门都没有给予足够的经费和足够的重视，最甚者莫过于本届政府。目前，高级外交团队消耗严重，关键岗位仍然空缺，对外援助减少，美国在对自己最亲密的盟友课征关税，外界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则处于最低点。美国正在耗尽自己最大的资产之一：通过集体行动化解冲突和动员他国的能力。
美国的外交部门帮助结束了冷战，统一了德国，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和平。美国领导其他国家着手应对气候变化、防止核武器扩散、抗击埃博拉疫情、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和促进公平竞争。得到适当授权的美国外交部门可以节省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资金，挽救成千上万条生命——否则的话，很多人的生命将因为美国在危机可控时的置之不理，最终浪费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的加剧，美国必须以威慑作为外交的补充。仅凭言论是无法阻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承认其传统的帝国“势力范围”只会怂恿他们进一步扩张。由于美国面临切实的预算限制，它必须在如何最好地捍卫自身利益时作出艰难的选择。美国必须在现代化、战备、非对称战斗力和部队结构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无论它选择哪种方案，都必须让对手相信，试图通过武力实现其目标的努力必将失败。通过和平合作和经济发展而不是侵略，会让他们获得更多好处。
那么美国动用武力又该怎么说？20世纪90年代，美国把萨达姆·侯赛因赶出科威特，在巴拿马除掉了一个从事毒品交易的独裁者，以最少的美军伤亡为巴尔干地区带来了和平，后来美国又打死了乌萨马·本·拉丹。但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错误——包括糟糕的情报、错误的战略和战后计划的不充分——削弱了对投放美国军队的支持。
▲2018年12月30日，叙利亚曼比季，美国军用车辆在曼比季街头行驶。
然而，武力可以成为有效外交的必要辅助。在叙利亚，美国正确地避免了另一个伊拉克的出现，但它又犯了相反的错误，即做得太少。如果不动用适当的武力，就无法谈判，更谈不上实现和平。今天，美国看到了结果：数以十万计的平民死亡，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破坏了欧洲的稳定，俄罗斯、伊朗和真主党影响力日益增强。如果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美国很可能也会看到“伊斯兰国”组织东山再起。
展望未来，美国必须明智地动用武力；既要关注战争的后果，也要关注战争本身；让盟友参与进来；与国会合作。美国人需要知道，如果自己的国家选择动武，那一定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不是只有少数官员支持动武。美国人民应该知道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并对美国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抱有合理的信心。
二、发展贸易 重视技术
特朗普将贸易视为“零和游戏”，即“获胜”意味着要比其他国家赚的钱更多。一些批评者认为自由贸易是美国最大的不平等根源。
现实更为复杂。的确，全球贸易以及技术的迅速变革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如果管理不当就可能会加大贫富差距，加剧人们的失业担忧。但事实是，70年的自由贸易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许多人成为全球中产阶级——这反过来又帮助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与稳定。
美国人从未在竞争和创新带来的挑战面前退缩过。试图复兴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经济是不可能的；美国也不应该接受20世纪30年代的保护主义，因为当年的保护主义摧毁了全球经济，加速了世界大战的到来。当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贸易协议时，就会给中国这样的国家带来好处。如果美国选择退出，这些国家就将塑造全球贸易和创新，使之对他们而不是对美国更有利。
▲[2019，请小心“贸易战”陷阱]“2018”老翁深陷危险的“贸易战”陷阱难以自拔，“2019”孩童在一旁束手无策。（美国卡格尔漫画网）
美国应该坚持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保护美国人民免遭国家资本主义影响的体系中展开竞争。应该利用美国的市场力量，为保护工人、环境、知识产权和中产阶级的工资设定最高标准，同时坚持透明和基本的商业互惠。换句话说，美国将以别人对待美国的方式来对待别人。
美国还需要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中保持领先。这些领域将重塑未来的全球均势。美国不能把科技势力范围拱手让给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美国的科技公司需要在国家安全方面承担更多责任，既要防止外国操纵美国的政治体系，也要保护数据和隐私。如果它们不出手，政府就会出手。
政府和私营部门必须提供人们能够承担的教育、培训、保健、住房、基础设施……，携手恢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以帮助美国公民挺过全球经济的兴衰和技术变革的影响。美国的预算和税收政策必须更重视这些。
三、盟国和机构
美国不必独自应对这些挑战，也不必独自承担这些代价。二战后，美国明智地推动与自己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担心的国家走向安全与繁荣，为美国产品提供了新的市场，结识新的伙伴以应对全球挑战，组成新的联盟来阻止侵略。这一战略在冷战中获得了胜利。抛弃这种做法会导致前功尽弃。
为了团结和保护自己，美国必须适应。美国的联盟在一个关键方面已经过时：美国有欧洲盟友和亚洲盟友，但没有一个机制将亚洲和欧洲的民主国家联系起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符合北京利益的方式拉近了亚洲、欧洲和中东的距离，拥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也需要全球视角以及新机构来形成共同的战略、经济和政治愿景。德国和法国为什么不能在战略问题上与印度和日本合作？这样一种组织——民主国家联盟或民主合作网络——不仅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还将解决网络安全和民主国家今天面临的从恐怖主义到干预选举等各种威胁。
▲在2018年G7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个人把G7其他六国领袖都给“得罪”了，这张照片也被国外网友奉为本届G7峰会的“全场最佳”。
四、移民和难民
最后，美国必须对付地缘政治中最分裂和最不稳定的现象：大规模移民。被迫移民的人数——约7000万人——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
民主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以人道的方式控制其边界。但是，随着冲突以及经济、政治和气候危机迫使人们背井离乡，美国也不能靠铁丝网和刺刀来解决问题。在民主国家竭力应对越来越多的移民和难民的时候，美国需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解决移民的原因和后果方面起带头作用。这意味着采取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行动，预防冲突，帮助其他国家抵御移民的冲击。
▲2019年1月18日，墨西哥提华纳，中美洲移民前往美墨边境。
美国必须从自己的半球开始。今天，在500亿美元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中，大约200亿美元流向了中东、北非和南亚。大约120亿美元流向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只有20亿美元流向了拉丁美洲——不到10亿美元流向了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这与美国的利益不成比例。答案不是靠援助来解决问题；美国需要把增加的投资与治理、治安、司法系统和经济方面的真正改革联系起来，同时与腐败作斗争。美国还需要通过与邻国的贸易来支持其经济，就像它在二战后在欧洲所做的那样。
几十年前人们就认识到，要推进美国的利益，就必须建设和捍卫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民主的世界。国家建设与促进其他国家的稳定和成功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还认识到，世界不能靠自己来管理。如果美国放弃其在塑造国际规则和机构——并动员其他国家捍卫这些规则和机构——方面的领导作用，那么要么是另一个或几个大国介入，按照他们的利益而非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来改变世界；要么更有可能的是，世界将陷入混乱和冲突，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
美国不能再次犯错。尽管当今世界存在种种缺陷，尽管国家犯下种种错误，但美国人不应忽视自己国家取得的成就，不应该忘了如果美国目光短浅地失去未来，世界将会怎样。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