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亮程vs毛尖vs罗岗：人类还要经历漫长的捎话时代
一千年前，有一只叫谢的小毛驴，被一个叫库的翻译家牵着，他们要把一句话捎给千里之外的敌国。小毛驴可以听见鬼说话，而会说十几种语言的人物库只能看见听见凡人的世界。小毛驴和一个人就这么上路了。
这是新疆作家刘亮程最新长篇小说《捎话》的主要故事梗概，一个带有异域风情和梦幻气质的文本。“捎话”的本意是沟通，但终点是人与人沟通的不可能。刘亮程把小说家称为捎话人，而小说则是捎话的艺术。
刘亮程
刘亮程于1962年出生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出过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风中的院门》、《一个人的村庄》、《库车》等，也写过《虚土》、《凿空》等长篇小说，得过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捎话》是他历时5年创作的最新长篇。
1月19日的上海思南公馆举办的新书分享会上，刘亮程与作家毛尖、陈村、赵荔红、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一起谈鬼说驴，也聊散文和小说。
作家最主要是要书写那个看不见的世界
在来上海前，刘亮程和毛尖在微信上沟通这次分享会的主题，毛尖说，就叫“见鬼的刘亮程”，后来又起了叫“鬼魂连篇的《捎话》”，最后确定是“人话、鬼话、捎话”，刘亮程觉得这个题目妙哉。
《捎话》里除了写到人和动物，就是鬼。刘亮程小时候在乡下，整个童年是在听鬼故事的环境下长大的，有时做梦也会梦见鬼。等到人到中老年再来书写鬼，人生再世两头见鬼。但刘亮程对于鬼魂这一意象的理解是诗意化的，他写的鬼是中国文化中的鬼，他将鬼理解为人在世界中最后的余温。
刘亮程的发言就像书写一样诗意。他讲到小说里的死亡书写，他把死亡写得很漫长，因为他不想让死亡在通常意义上那个断气离世的瞬间结束，所有死亡他都创造了一种生。“在死亡漫长的过程中，死最后被鬼魂接住。有人说我写的鬼魂如此温暖，那个鬼魂确实带着人世的余温，带着人世的念想，带着无限的不舍，隐隐约约对人世的怀想，游荡于世间，期待着一声鸣叫，鸣叫是天梯，鬼魂攀着驴叫到达天国，但是更多的鬼魂迷留人间。”
《捎话》，作者:刘亮程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刘亮程看来，这种鬼文化的教育，让他从小就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表面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之下，还有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世界，他把它统称为“鬼世界”。当然，这个“鬼世界”主要是一个比喻，刘亮程认为一个作家最主要的是要书写那个看不见的世界，那个时时刻刻给人以惊恐，让人肃然起敬又不可捉摸的世界。“因为有早年的鬼教育，我们不会简单地看这个世界，不会简单地抒写人间的故事。当我们书写人间故事的时候，会突然觉得故事中含有鬼。或者说故事的底层和阴影处含有鬼，要把那种存在写出来。所以《捎话》一半人话，一半鬼话。”
刘亮程对于作家这一身份的理解也与鬼魂有关。他认为作家都是见过鬼的人，作家所做的一项工作写作本身就是招魂术。“我们写的所有的人都已经不在人间，都是往生的人。作家要对它还原，让它活生生出现在生活中。作家做的是古代招魂术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写作的时候，你的人物才是死而复生，才是活的。”
毛尖注意到《捎话》里的驴很有意味，这个世界不是口口相传，而是驴驴相传。在这个小说里，驴和驴之间传话，发生了很多事情。而且《捎话》里的战争也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战争不同，战争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正如费孝通写藏彝古道时，专门分析过两个部落冤家，你打我打你，实际上是一种交往的方式，并不是真的要把对方毁灭。
在这个意义上，毛尖认为，《捎话》为读者恢复了对很多语词最原初的听觉，让读者重新想象战争，重新想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王家卫通过《东邪西毒》把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关系重新组合，颠覆了原有的文本。“人和驴子在一起，在现代语境中我们会说人兽恋等等，但是它绝对不是人兽恋，在刘亮程的世界中一切被重新安排好，这个世界被他重新打造过，所有的语词被重新拿到我们手中，好像刚出生。”
《捎话》里到处是声音，人的声音，动物的声音，鬼的声音，而这也是广袤的新疆大地上的声音经验。在刘亮程的记忆里，在不久的年代，村舍之间相距遥远，人的声音可以传到很远，在西域空旷的土地上每一个声音都会单独地被表达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刘亮程认为《捎话》写的是众生，那时候人的生活是和生灵的生活在一起的，《捎话》复原了这样的世界。小说里是这样的景象：人在打仗，人在朝远处传递声音，一个村庄的鸡也在朝远处叫，接收鸡叫的是另一个村庄的鸡，一个又一个村庄的鸡叫回来又传回来。
“就是那样一个世界，人和万物共存于世间，所有的声音都自成体系。那样一个声音世界逐渐地远去，因为我们身边越来越没有其他动物，连毛驴这种动物十年前在新疆基本就消失了，现在找到一头驴都很难。那个年代人声可能是很细微的声音，遍布了其他生命的声音。”
声音没有形象，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比如读罗曼·罗曼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不能代替听音乐本身，但小说里的声音比一般音乐的声音更丰富更复杂。在这个意义上，罗岗认为刘亮程是在做一种不可能的工作，他把声音意象化了。
散文家的刘亮程和小说家的刘亮程发生了矛盾？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之外，对许多读者来说，刘亮程以散文名世，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是当代散文经典。罗岗读完《捎话》后，发现作为小说家的刘亮程和作为散文家的刘亮程之间有一点矛盾。他在读这个小说时，随便打开其中某一个章节和题目，都能被吸引，这是散文家的刘亮程打下的印记，这是一个散文化的小说。但当每一个精彩的局部组合成一个小说时，罗岗有一丝困惑：是不是太想变成一部小说，而且是有头有尾的小说？在罗岗这样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来看，《捎话》写得非常好，但可能最终太想追求完整性。
罗岗举了一个例子，小说结尾主人公库死后上天堂，因为他懂驴的语言，回去之后要把驴的语言翻译给人间。“我在想到底是驴的世界好还是人的世界好？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可能也是属于追求故事的完整性，因为给人物一个结局。”罗岗假想，我们可不可以设想另外一种结局。作为读者，他读到这里不太满足，就像看一个所有结局都已经安排好的电影，他更希望某种开放性的、出乎意料的结局。
罗岗的阅读感受与一些读者的感受差不多，他们期待的是一本叫《捎话》的散文，结果刘亮程写出了一部叫《捎话》的小说。1998年，刘亮程出版了他的散文名作《一个人的村庄》，他用20年到时间完成了从写散文到写小说的转变。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为：赵荔红、陈村、刘亮程、毛尖、罗岗。
早年的刘亮程在乡下写诗，当时他既看不起散文，也看不起小说，他觉得内心那种情怀和想象用诗歌就足以表达，写散文和小说对他来说是降格。在那个年代的乡村文艺青年的情怀中，诗歌有如此高度。“那些句子一句摞一句顶在天上，一个人的形象情感被这样一种问题呈现是多么高贵。后来赶上了一个散文的年代，被迫写散文。其实被迫写散文，我也是把诗歌写成散文，或者把散文写成诗歌。《一个人的村庄》多半文章是诗歌改就的，仍然没有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只是接受了散文的外壳，仍然保留着诗歌的内心和想象。”
用小说的语言来写小说，刘亮程仍然不甘心。“讲一个人世间的故事，从生讲到死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但是还是要去讲，怎么讲？《捎话》这本书仍然是在用诗歌写小说，或者把小说写成诗歌，我只有有这一条路，而没有其他另外的路。”
对刘亮程来说，他可以沿着现实主义和魔幻主义的方向老老实实讲故事，但他没有那样讲。而以一个散文化的方式写小说，等于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只能用充满冒险的诗人的方式把小说写完。“只有这样写《捎话》才是刘亮程的小说，一个心怀诗歌梦想的人对这个世界的小说构建，而不是小说家对这个世界的构建。”
毛尖也因此注意到，《捎话》里的人和动物的发声都不是现实主义的发声，这是作为诗人的刘亮程赋予作品的诗化性格。毛尖开玩笑说，侯孝贤拍《海上花》，李嘉欣不会讲上海话，一讲话整个表演就差了很多。而之所以刘亮程的小说里动物开口说话不显突兀，是因为那是诗歌的方式。
微信即时通信，但人类依然要经历漫长的捎话年代
“捎话”这个行为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在刘亮程看来，捎话也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是把一千年前的人和万物的声音挖掘出来，捎给今天的人。
今天的人很少使用捎话这个词，因为现在的通讯发展使交流变得非常便捷。但刘亮程想追问的是，这样便捷的交流能够抵达吗？今天发一个微信，对方很快可以接收，但一句话在接收的瞬间仍然漫长地被抵消，语言在世间永远处在一种乱糟糟的传递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刘亮程认为，一千年过去了，古代的捎话和现在没什么区别，它的目的是从一颗心抵达另一颗心，人类还要经历漫长的捎话时代。“有些话即使说出来也注定到达不了，有些话要走千里万里才能到达那颗心，有些话走数十年上百年才能被人听懂，这也是捎话的现代意义。”
对此，罗岗的理解是，捎话意味着我们专注于一句话本身，今天通讯便捷，我们得到太多信息，但太多信息被淹没。比如，学生听课，老师用五分钟讲完一个小说，学生接收了意思，但并不关注语言本身，这就是古人说的“得意而忘言”，而捎话则是要对话反复掂量。
罗岗的说法也可以联系到毛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何为文学性时的发言，毛尖认为，文学性就是你看了一个东西，但是它有很多剩余物，那个不能被理论穷尽的剩余物就是文学性。罗岗也认为，文学性就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要获得的意义，得到了意义但把语言忘了，这就不是文学性。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不是资讯，也不是信息。就像《捎话》里，主人公谢已经死去，但魂还寄托在他的身上，因为它就是库捎的一句话，这个话一直纠缠着他，这就是文学性。
而刘亮程认为，文学是人类的往事，是第二次经历的生活，第一次是新闻，当一段生活被我们再次想起，再次感受，再次深入的时候，它有可能成为文学，我们此时此刻不是文学是新闻。
作者：沈河西；
编辑：走走；
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