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首个独立运作破产法庭深圳揭牌 推动个人破产保护“破冰”
本报记者李振广州报道
1月14日，深圳破产法庭正式揭牌成立，也标志着国内首个独立运作的破产法庭成立。
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看，深圳破产法庭将管辖四类案件，包括深圳市辖区内地（市）级以上（含本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前述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的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理的案件。
在业内人士看来，深圳破产法庭的成立仅是一个开始，未来的探索任重而道远。按照深圳破产法庭的说法，其将“对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全面提升破产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同时探索构建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机制，推动个人破产保护在深圳破冰”。
受访人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深圳破产法庭成立的最大裨益在于，深圳的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优化，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得到更好的探索。“衔接跨境破产机制的探索意义非常深远，如果探索成功，其他跨境民商事判决机制衔接将完全不在话下”。
探索跨境破产机制
深圳破产法庭“探索构建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机制”的目标一出，首先在法律界引发了一场讨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文雅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探索跨境破产机制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破产法与破产程序本身就非常复杂，除涉及程序法、实体法外，还涉及国际法，所以相比以往的跨境司法合作，跨境破产机制的衔接或对接要复杂得多。”
从她的观察看，目前对于跨境破产机制的探索尚处一个初步阶段，甚至官方文章对此表述也仅仅用了“探索”二字。
“正是因为如此复杂，未来对跨境破产机制的探索一定是由政府与民间合力完成，并非单纯通过政府间合作就能够立即解决的，背后还需要高校、社会企业、社会智库、学术机构等参与者共同研究、共同推动。”文雅靖说。
在她看来，对于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机制需要分阶段进行。应率先在突破跨境执行环节进行突破，而非全方位的探索。她举例称，未来内地法院作出破产重组裁决后，如何在香港地区执行。或者反过来，香港法院作出裁决后如何在内地执行，这些才是当前最紧要的问题。
而在广东星辰（前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永艺看来，深圳之所以成为全国首个成立独立运作破产法庭的城市，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
“深圳的企业众多，尤其是上市公司和跨国企业特别多，按照比例计算，深圳的破产案件也比较多，每年的需求自然也会多。”他说。
在数据上也可管窥一二。2017年，在全国法院审结破产申请审查、破产案件的6257件中，深圳中院审结429件，占全国的6.86%。而近年来，深圳中院的破产案件数量约占全国的5%、广东省的三分之一。
“深圳在破产案件的处理上有相当的经验。”谢永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早在1993年12月1日就设立了破产审判庭，也在全国最早开始破产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理的实践探索。
因此，南方证券、大鹏证券、汉唐证券等三大证券公司，以及翡翠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唯冠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一批破产清算大要案均在深圳成功审理。
文雅靖也分析称，从过往的经验看，作为司法改革的先行区，深圳在每一次的司法改革上都是走在全国前列，尤其在深港合作上此前也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所以探索构建内地与香港跨境破产机制必然大概率放在深圳。
审判质量更关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尽管深圳在破产案件上此前已经占据了全国的6.86%，但深圳破产法院成立之际就提出，要对标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全面提升破产审判的质量和效率。
在文雅靖看来，这与当前中国的破产审判的专业化分工有很大关系。“很多国家实际上很早就有自己的独立破产法院，而中国的破产案件一直是归属地方人民法院管辖。独立运作的破产法庭落地，意味着内地可以初步与国际破产规则治理体系对接。”她说。
在过往的企业调研中，很多个人投资者曾向文雅靖反映同一个问题：他们在投资企业的时候并非惧怕失败，而是惧怕无法退出。“按照100万元投资来看，即便风险高达80%，如果有适当的退出机制，投资人至少可以拿回20万元。如果破产法不完善或是破产程序执行效率低，可能连20万元都很难拿回来。”
她拿僵尸企业举例，本身已无活力的僵尸企业接受政府补贴或银行放贷，依然能够活下来，这就意味着投资人是没有退出机制的，因此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是非常弱的。
在谢永艺看来，提出全面提升破产审判的质量和效率，反映出深圳想努力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巨大决心，给市场以活力。
他认为，深圳成立破产法庭的最大意义是为市场提供一种保障。深圳作为一个创新之都，在科技型企业创新过程中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退出机制保障投资人的利益，将打消不少投资人的热情，尤其是国际投资人。
文雅靖认为，相比效率，她更看重质量。
“实际上，我们与国际上破产案件的判决效率是没有太大差距的，但在质量上可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文雅靖认为，专业审判队伍对跨境破产审批的质量尤为关键。“尽管我们在破产专家数量上很多，但都属于大陆法系，从跨境角度讲，真正了解港澳或是国外的破产程序的专家能有多少？”文雅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直言，“如果能够将跨境破产机制搭建起来，未来‘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很多司法合作问题可能都将迎刃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