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优待弱势群体，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吗？
正是由于马丁·路德·金在半个世纪前持续不懈的努力，种族平等的观念才能在今天深入人心。近日，“DNA之父”、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
被剥夺了荣誉称号和多个职务，并非由于学术原因，而是因为这位基因研究的先驱对于黑人的智商多次发表了歧视言论。他认为先天的基因差异导致了白人和黑人在智商测试中的高低。现代人已经无法容忍这样的种族言论，没人首先从科学角度看待这样的观点，即使它出自一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
这些观念的演进，多多少少要归功于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的领袖作用。甚至在许多人心中，马丁·路德·金的名字就等同于整个民权运动。上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与白人虽未隔离却不平等，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开展非暴力抗争运动，以和平的方式抵制社会的普遍歧视。他的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演讲，仍然鼓舞着很多今天的美国人。
民权运动倒逼出的一项政策成果，就是美国的“平权法案”。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平权运动
（平权法案）
始终处于舆论的焦点，在政府的推行过程中，纠纷与争议不断。等到如今的特朗普时代，非议达到了巅峰。白人工薪阶层发出了怒吼，黑人与女性依旧处境艰难，受歧视的亚裔还处在话语的边缘。平权运动是对先天不义的矫正，还是虚假的政治正确？
1963年8月28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演讲。
平权法案，民权运动催生的偏向性优待政策
马丁·路德·金推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其中一项重大的成果就是催生了美国的“平权法案”
（Affirmative Action）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黑人运动兴起的一项用来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
这个专有名词首次出现要追溯到1961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的行政命令。四年之后，林登·约翰逊总统颁布行政令，要求国防工程承包商雇用工人时，不得考虑种族、宗教信仰和籍贯，标志着“平权法案”的正式出台。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美国女权运动如火如荼，性别歧视也在1967年纳入了“平权法案”的范畴。
这项政策的核心，就是主张在学校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当优先照顾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设立平权法案的初衷，目的是矫正美国历史上对黑人和女性的歧视，补偿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平权法案是联邦政府受到黑人和女权运动冲击下的被动改革，以制度化的方式捍卫民权运动的果实。
约翰逊总统签署《1964年平权法案》，规定美国境内不得采取种族隔离，也认定对黑人、少数民族与妇女的歧视性作为是非法行为。图中约翰逊总统身后站立者中有马丁·路德·金。
平权法案实施以后，黑人和女性的升学录取率、政府合同中的黑人中标率大大提高。高校录取制度是平权运动的“主战场”。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道德正当性，美国精英大学将种族多元化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不少常青藤大学明确地采取了给黑人、拉美裔学生的“加分”制度，更有甚者规定了给按照种族比例的配额。传统精英大学中白人男性居于绝对主导的学生群体日渐多元，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和女性进入名校。到九十年代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一所几乎“纯白”的学校，变成了不同种族的大熔炉：39%的亚裔；32%白人;14%的拉美裔；6%的黑人和1%的印第安人。
时至今日，平权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很多国家都有相应的呈现，在加拿大是“雇佣平等法”
（Employment Equity Act ）
，在印度被叫做“保留政策”
（reservation）
，在中国则有“少数民族加分政策”。虽然名称和具体内容并不一致，但这些类似的政策法令都有同样的核心诉求：优待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补偿由于历史和文化原因造成的不公正待遇。
反映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南部种族隔离情况的纪录片《自由乘车者》
（Freedom Riders）
，“自由乘车者”是指美国的平权活动家们从1961年开始，乘坐跨州巴士前往种族隔离现象严重的美国南部，以检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波因顿诉弗吉尼亚案、艾琳·摩尔根诉弗吉尼亚案判决的落实情况。
逆向歧视，抑或是伪善的政治正确？
平权运动有着看似美好的初衷。我们都察觉到人并不是“生而平等的”，出生在少数族群、有色人种的家庭中，往往意味着还没开始起步就落后别人一大截了。这对他们来说一点都不公平。对于抽到人生下下签的人，我们总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的生活至少过得好一些。对于从小无法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我们总想弥补上天的不公，让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机会进入顶尖的大学。
《美国平权运动史》，
特里·H.安德森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1月）
然而，好心未必就能办好事。美国的平权运动自一开始就受到各种争议，高校的种族配额录取更是众矢之的。反对人士认为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只会引起“反向歧视”，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不平等。1978年的巴基案更是将“种族配额”的争论推到顶点。身为白人的巴基
（Allan Bakke）
品学兼优，但在连续两年申请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中被拒。他发现医学院规定黑人的录取比例需要达到16%，而得以录取的黑人学生成绩远不如自己。巴基向法院提起诉讼，声称自己是“反向歧视”的受害者。联邦最高法院最终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判决：首先，法院认定大学的多元化招生政策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符合宪法精神；但是大学以种族为根据的配额制违宪，因此加州大学必须录取巴基。
部分学生质疑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往往是美国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在平权运动的议题上，最高法院这几十年间的判决基本延续了巴基案的原则，一方面维护平权运动的成果，另一方面又反对明确量化的“种族配额”制。这样的判决显然无法让民众满意，近二十年来，美国对于平权运动的质疑和争论愈演愈烈，2016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反平权运动的力量来到了顶峰。
特朗普背后的选民，常被称为“愤怒的白人男性”。这些生活在中下阶层的白人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遗弃，平权运动完全不顾白人的感受，这种偏向性的优待政策剥夺了白人的教育资源，抢占了白人的工作机会。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司法部和教育部曾联合颁布指导性文件，认定大学招生时为了促进校园“多元化”目的，应把学生种族身份列入考虑因素。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无疑招致白人的愤怒。去年7月，特朗普宣布废除24项奥巴马政府颁布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其中7份涉及大学招生的平权行动。被特朗普提名任命的大法官卡瓦诺更豪言：平权法案再次进入最高法院之时，就是平权运动彻底废止之日。在半个世纪后，平权运动竟然面临着全盘否定的潜在危机。
《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组织了一次辩论，反对平权运动的辩方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理由。首先，最关心平权运动的人也往往是特权阶层。他们关心的并非弱势群体的需求，而是减轻自己的负罪感，因为他们享受的特权太多了。呼吁平权最终也不过是特权阶层的自我救赎的一种方式而已。
平权运动似乎也在暗示，我们需要别人的命令，才会友善待人。平权运动的支持者认为不但少数族裔需要帮助，其他人也需要在别人帮助下去克服内心潜在的种族主义。如果没有政策在温和约束，整个国家的每个人都会抱有偏见。平权运动的背后是对社会的不信任，这不仅在伤害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品质与才能，也是在侮辱控诉其他人。
亚裔是否适用平权法案？
在这场持续几十年的平权运动的争论中，亚裔美国人这个群体显得尤其尴尬。上世纪平权运动兴起之时，亚裔只是旁观者。如今亚裔在美国的人口已不容小觑，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2011年公布的调研数据，美国亚裔群体共有18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5.6%，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平均收入最高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族裔群体。中国留学生成为了美国海外生的主力军，谷歌、微软等硅谷巨头也都遍布亚裔的面孔。
亚裔究竟算不算是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亚裔是否适用平权法案？这样的问题困扰着很多在美国求学工作的亚裔。一方面，平权运动是依照黑白种族的二元模式建构的，亚裔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但另一方面，亚裔在美国仍然遭受着严重的歧视。
美国高等教育的录取对亚裔的双重标准早就是公开的秘密。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托马斯·埃斯彭沙德
（Thomas Espenshade）
出版了《不再隔离，但仍未平等》一书，通过对12000余名大学申请者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进入精英大学的亚裔学生的SAT平均分数比白人学生高140分，比拉丁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曾获普利策奖的《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戈尔登也著书认为，美国名牌大学录取中存在针对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以及亚裔的“三重标准”，亚裔学生面对的是最严苛的录取标准。
《不再隔离，但仍未平等》
（No Longer Separate, Not Yet Equal），
Thomas J. Espenshade 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 著，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年11月
去年夏天，纽约市长白思豪
(Bill de Blasio)
提出了一项改变顶尖公立学校招生标准的建议，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由于顶尖学校的亚裔过多，而黑人和拉丁裔学生不足，所以白思豪希望将名额按比例平均分配给全市所有中学的顶尖学生，不再把统一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唯一指标，这很可能拦住了不少本可以通过考试入学的亚裔学生。
亚裔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平权运动抱有同情，然而最近几年内整体的支持率发生了小幅的下降，作为美国最大的亚裔族群的华裔是背后的主因。在2012年的AAPI数据调查中，接近80%的华裔受访者表示，他们支持为黑人学生和其他少数族裔提供更好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政策；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2012年的一半。
2015年5月，在美国亚裔教育联盟的组织下，64个包括华裔、印度裔、韩裔和巴基斯坦裔在内的亚裔团体宣布向联邦教育部平权司和司法部递交申诉，要求对哈佛大学在招生录取中由“种族限额”而带来的亚裔歧视展开调查。“亚裔歧视”的提出，旨在打破半个世纪前民权运动的二元框架，但是亚裔在美国社会舆论场中的尴尬地位，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太大的改观。
程序正义与补偿正义，孰轻孰重？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马丁·路德·金本人是否支持平权运动？你可能想不到，如今，马丁·路德·金的语录常被反平权运动人士拿来作为讽刺平权运动的理论武器。在他的经典演说《我有一个梦想》中，马丁·路德·金曾说：“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反平权运动的人士以此为据，指出平权运动以肤色为衡量标准区别对待，恰恰违背了民权运动领袖的初衷。
《马丁·路德·金》，
【美】马歇尔·弗拉迪 著，
李阳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4月）
另一些较真的人士则翻阅史料，指出这种说法是对马丁·路德·金的误读。虽然马丁·路德·金的时代，“平权运动”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但马丁·路德·金在其他多处的演讲中表示，在一个正义的社会，受到压迫的黑人应该受到补偿性的待遇，甚至，正义的社会还需要对曾经的奴隶制度给黑人造成的历史伤害做出补偿。
马丁·路德·金本人究竟更偏向哪种观点，可能谁也没法确切断言。无论出身和肤色，划定一条绝对的起跑线，还是应为不同出身背景的人设置不一样的起跑线？这两种观点在平权运动的争议中水火不容；然而单独放在演讲稿中又都有着打动人心之处。也许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着各自的理据。主张“同一条起跑线”是追求“程序正义”，强调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主张“不同的起跑线”是追求“补偿正义”，强调应该根据历史、文化和经济因素有偏向地制定政策，在起跑前矫正先天的不公平。平权运动的争议核心，是“程序正义”和“补偿正义”的冲突。
两种正义都是社会应有之要素，不在于区分主次轻重，而在于如何实践操作。“补偿正义”的问题在于，“补偿”多少才是公平的？为什么少数族裔在高等教育入学时可以加20分，而不是40分，或者5分？量化的困难造成了平权运动的持久争议。
美国一位哲学家罗尔斯曾在上世纪70年代平权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写了一部大作《正义论》，其中探讨了他对如何实现社会平等的看法。他认为，一方面要遵循“公平机会平等原则”：各项职位及地位，必须在公平的平等机会下，对所有人开放。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差异原则”：使社会中处境最不利的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罗尔斯在原则上指出了一个大概方向：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追求机会均等的遴选程序，但同时要顾及历史、经济等条件的先天制约。至于如何判断“处境最不利”的社会成员，怎样才算获得“最大的利益”，这些具体的操作性问题，罗尔斯也给不出答案。回顾联邦最高法院这些年模棱两可的判决，其实也符合这样的逻辑：从原则上肯定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是有必要的，但具体怎么补偿法院不能规定，也不准你们自己划线定量。
在特朗普执政的当下，美国的民权运动正遭受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非议。白人工薪阶层压抑不住怒火，黑人和女性的处境依旧艰难，受歧视的亚裔还处在话语的边缘。马丁·路德·金当初盼望的理想国度，是否仍是今天美国人的梦？
作者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编辑 安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