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双年展:人类自然书写的演化历程

日期:01-04
吴明益梭罗怀特

原标题:台北双年展:人类自然书写的演化历程

2018台北双年展的主题为“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由长期耕耘环境实践的艺术家吴玛悧与意大利籍现任V-A-C基金会艺术总监范切斯科·马纳克达共同策展。此次双年展关注与人类切身相关的环境与生存议题,探究自然生态系统持续演变的特质,以及这项特质如何被反映在艺术与机构的运作机制中。

本届双年展参与者除艺术家外,还有科学家、社会学者、都市规划者、社会运动人士、作家、建筑师、纪录片导演、非政府组织成员等,借由多元形式的实践与创作,重新观照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

2018台北双年展宣传海报。

契合台北双年展“后自然”、“跨领域”的策展理念,以自然书写闻名的中国台湾作家吴明益也在受邀之列,参展作品是他6篇短篇小说的摘录与插画。6篇小说均选自他即将问世的小说集《苦雨之地》。插画同样由他本人操刀,采用18世纪科学绘图的风格绘制。《苦雨之地》一名,化用自美国自然作家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的《少雨之地》(大陆译名“少雨的土地”)。吴明益自述,“苦”可以因为雨少,也可以因为雨多。

《苦雨之地》展场一景。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官网

吴明益借故事设想人与环境关系的异动、人与物种之间的联系,进而描写人作为一种生物的精神演化:《黑夜、黑土与黑色的山》有关一位软骨发育不全的蚯蚓科学家;《人如何学会语言》讲述一个自闭症孩子决心钻研形容鸟声的手语;《冰盾之森》主人公的情人是攀树科学家,常常进入一个南极探险的梦境;《云在两千米》讲述了一场追寻云豹、成为云豹的旅程;《灰面鸟、孟加拉虎以及七个少年》是一篇关于灰面鸟与孟加拉虎的成长故事;《恒久受孕的雌性》写的则是一趟追寻灭绝蓝鳍鲔的旅程,与吴明益过去的长篇小说《复眼人》有关。小说中共同的环境是台湾的野地,出现的都是台湾物种。这些故事两两相关,彼处的峰峦是此间的海沟,在静谧的美术馆彼此共振。

吴明益《人如何学会语言》插图。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官网

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书写是如何发展的?演变至今,现代自然书写的共同特质为何?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书写自然又遭遇了何种困境?2018年12月16日,吴明益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在双年展国际论坛上发表了有关自然书写的演讲。他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爬梳自然书写史,畅谈自己的写作理念,也寄寓对自然书写发展的期待。

人类书写自然的演化历程:起源与“神奇宝贝”具有同质性?吴明益认为,人类书写自然的历程很值得关注。他借助英国作家RichardMabey在《TheOxfordBookofNatureWriting》一书的分类方法,将西方视域中的自然书写史分为几个阶段。

《TheOxfordBookofNatureWriting》英文版封面

现代生态学思想诞生:科学观察与哲学论辩融合

所谓“黑暗时代”,即无科学论证的蒙昧时代。在那时,无法解决“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相当模糊,只能诉诸于神。

很久以前,哲学家对此就有一些洞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科学认识分类进行了初次尝试。他提出,宇宙万物不被神以及幻术控制,而是遵循着某种规律的动态。因此,自然研究是必要且有价值的。他的《动物志》中认为,四种元素(火、水、土、空气)是组成世界的要件。他所提出的分类学,建立在“热与冷”、“潮湿与干燥”的尺度上,成为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分类法。吴明益戏称:“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讲,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就是《神奇宝贝》(日本动画)里面的技能。”

而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产生于工业革命初期。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提到,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生态学(Arcadianecology),以生命为中心,不硬性规定自然物的位置,倡导人们恢复到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一种是帝国式的生态学(Imperialecology),以人类为中心,期望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世间万物的分类秩序由人类宰制。

前者的代表人物为英国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其名作《塞尔伯恩博物志》(TheNaturalHistoryofSelborne)被誉为“生态界的圣经”;后者的代表人物为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他创设出一种定义生物属种的新原则。

英国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1707-1778)。

这个时期,渐渐涌现出一些对世界进行细致观察的杰出人才,他们的自然书写可谓“融入博物学的田园志与牧歌”。吉尔伯特·怀特的著作《塞尔伯恩博物志》,以书信体描绘家乡的自然风物,观察并记录塞尔伯恩的鸟兽虫鱼。这本书深深影响了达尔文、梭罗等人,周作人也曾写长篇文字对其高度赞扬,刊登在1934年6月的《青年界》上。它的价值不止于见证生物思想发展的瞬间,更在于它“宛如图画”,“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某一时期”。

另一个例子,是描绘梭罗两年多独居生活的《瓦尔登湖》。梭罗曾说,“你脚下踏着这点土,如果你不觉得它比世界上(或任何世界上)任何别的土地更甜润,那我就认为你这人毫无希望了。”

这类自然书写者的科学观察,是他们哲学论辩的基础。吴明益说,当代文学课堂中通常认为,《瓦尔登湖》写的是梭罗“隐世”的哲学观,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塞尔伯恩博物志》作者:[英] 吉尔伯特·怀特 ,译者:梅静,版本:九州出版社2016-7

从博物学到现代科学:发现野性的美感与价值

人们在认真地观察周遭事物后,会非常惊讶。像人体器官这么精细的物件,没有创造者,而是由随机自然演化而成,有这种可能性吗?对创造的惊异,阐发出了对生物起源更深刻的论证。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

在这段历程中,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eorge-LouisLecereBuffon,1707-1788)发现,大象化石不只出现在热带,也出现在寒带,可是寒带已经不存在大象。这意味着上帝夺走了原本的创造物,还是地球气候发生了变动?当他这样思考时,已经在接近生物创造的奥秘。果然,他在其36册巨著《自然史》中,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将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对自然界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1831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随英国海军舰艇贝格尔号出航,展开环球科学考察。他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采集了无数标本,将旅行中所见的奇特动植物、火山、海啸、化石、热带雨林等,写成了摄人心魄的游记《贝格尔号航海志》(VoyageoftheBeagle,1839)。途中的观察与思考,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者,也使他思考起生物的起源问题,为其日后进化论学说的诞生奠基。

在这个时期,由英国科学家威廉·惠威尔提出的“博物学”(naturalhistory)概念,开始被“科学”(science)所取代。

贝格尔号。

这个阶段的自然书写中,人类重新发现了野性的价值,不仅是科学价值,更涵盖生活、精神、美感方面。“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便是这样一位自然书写者。他倾心于体验自然、书写自然,作品通常既符合自然史的事实,又带有林地生活的诗情画意,代表作有鸟类学散文集《醒来的森林》(Wake-Robin)等。他的一生及其著作,似乎都在做着简单的一件事情:把人们送往大自然。

谈起人类置身野地的美感经验,吴明益表示,他最近在为一部人类登山史作序。人们在美术馆观赏那些大地美学、环境保护的艺术作品,正如这次“后自然”的双年展,这种审美路径很好理解。那些登山家历经艰险、命悬一线之时,美感又在何处呢?吴明益说,“冒险的目的,永远在于拓展自己的生存领域。你替整个族群的拓荒走近一步,作为肉体的存在,你为整个生物群体做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贡献。你看见的壮丽风景,在你的灵魂里起到震撼效果,这也是此阶段的自然书写者想要表达的。”

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

《醒来的森林》作者:[美] 约翰·巴勒斯,译者:缪弋,版本: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

新时代的博物学:思考生物、土地与人的伦理关系

20世纪出现的博物学家,不再满足于只谈纯粹的博物学,而开始思考: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人的爱情为什么会这么特别?人类为什么拥有抑制攻击性的本能?顺理成章地,他们又跨到伦理领域。在《沙郡年记》(ASandCountyAlmanac)一书中,美国著名生态学家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Leopold)首次倡导土地伦理(landethics)。他写道,需要一种“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有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L.Carson,1907-1964)。她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她所著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以著名化学农药DDT为例,讨论了人造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的潜在危害,启迪全球民众的环境觉醒,并催生现代环保运动与土地关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将《寂静的春天》评为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她本人则被誉为环保运动的先驱。

《沙郡年记》 作者:[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译者:王铁铭,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到这个阶段,自然写作者开始思考土地、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苏格兰裔加拿大作家西顿(ErnestThompsonSeton,1860–1946)对野生动物有着深刻爱好,其动人、细腻、充满生命尊严的书写,开启了动物文学的书写传统,被后世誉为“动物文学之父”。独特的是,在他的短篇动物小说集《西顿动物记》(WildAnimalsIHaveKnown)里,动物并非寓言式的拟人角色,好比兔子都是善良的、狼都是残暴的、狐狸都是狡猾的之类,而是回到生物本身的习性。直到现在,这本书还是全世界孩子的科普读物。为《西顿动物记》写推荐语时,吴明益写道:“我希望人类一代又一代都仍将受动物的教养、启发,并拥有作为一种生物,与生命搏斗时所展现的光华──虽然微弱,却如斯久远、古老。”

另一种生长于自然的哲学体悟也渐渐出现。吴明益此次参展作品“苦雨之地”,扉页便摘录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少雨之地》中的一段话:“你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经冬历夏,等待时机。松树的果实需要两三个季节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会在沙里休眠达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开始生长,而杉树50年才开一次花。”吴明益称,诸如此类的自然书写,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人之为人生存的体悟。

自然书写已经来到“撕去标准”的时刻

吴明益表示,自然书写发展至今,已经到了“撕去标准”的时刻。原先,自然书写的第一要义是“非虚构”,如今“虚构”已被容许,自然书写者甚至能在作品中谈建筑物、谈农产品,跨到专业领域之外。本届台北双年展主题为“后自然”(postnature),各式各样研究生态书写的“后学”角度也层出不穷,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自然书写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文类。

吴明益指出,自然书写的作品与评论,花了漫长的时间呈现一件事:人描写自然,也在描写自己。反过来看,人描写人,也必然在描写自然。某些写作走进绝路,主要原因是科学已经代替文学诠释了一些东西。自然书写必须跨出自身领域,才会重新拾回影响力。

谈到现代自然书写,吴明益总结出几个共同特质:“自然”不再是描写的背景,而成为主位;文本中常运用自然知识符码,并对自然现象有相当程度的知性理解;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现代自然书写开始具有文学性。

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吴明益也在尝试为自然书写“撕去标准”。暌违三年半,他的新作《苦雨之地》在美术馆率先面世。以自然书写成名的他,上一部自然书写还要追溯至2007年的《家离水边那么近》。彼时他的作品,还在强调非虚构的自然经验、环境伦理的思辨,以及作者自身情感与环境的互动。在这之后,他开始跨越自然书写“较依附于资料与非虚构经验”的特质:“毕竟人类文明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包括虚构能力与想象力)都和自然环境及我们自身的生物本质脱不了干系。”

2014年,吴明益投身到《单车失窃记》的写作。那是一次结合自身经验和历史研究的虚构书写,后来该书入选布克国际文学奖。吴明益说:“写作者该是定义的改写者,而不是卫星。”他认为,自然书写的“非虚构”、“科学书写”、“纪实本质”,使得写作在一段时间后会陷入套路。而以生态之眼去观看人类文明的一切,也会有“用同一把刀”去拆解不同灵魂的困境。而小说这个自由的文体,或许能带他经历一段“无视于自然书写、生态批评”的写作尝试。

吴明益,作家、环境活动家、台湾东华大学华文学系教授。

演化这件事,从来没有人预言准确过

兼具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身份,吴明益提出了对自然文学的几点愿景。

他提出,想让文学重回博物学的行列。吴明益称,这里的博物学不是“science”,而是“naturalhistory”。其次,文学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内向时期,他希望自然的相关书写面对的是未来。第三,他认为应当强化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交流,这也是他应邀参加台北双年展的原因。

“当我的小说变成画在美术馆展出;当路边一个年轻艺术家愿意用画笔画出我的小说,我的小说才算是活在当代——它不应该只是印在书本上。”吴明益说。

他呼吁,应该把写作当成是生命投入的过程,而不是把生命过程变成写作的材料:“如果你要写一个攀树的小说,你就去攀树吧。如果你要写一个流浪的小说,你就去流浪吧。”

而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吴明益反对定义小说:“定义小说这件事请交给小说作者来做,以写作小说来定义小说。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不断告诉我们,小说应该怎么写。可是演化这件事,从来没有人预言准确过。”

新京报记者:萧轶实习记者:谈心怡 发自台北

编辑:徐伟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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