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台北双年展：人类自然书写的演化历程
2018台北双年展的主题为“后自然：美术馆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由长期耕耘环境实践的艺术家吴玛悧与意大利籍现任V-A-C基金会艺术总监范切斯科·马纳克达共同策展。此次双年展关注与人类切身相关的环境与生存议题，探究自然生态系统持续演变的特质，以及这项特质如何被反映在艺术与机构的运作机制中。
本届双年展参与者除艺术家外，还有科学家、社会学者、都市规划者、社会运动人士、作家、建筑师、纪录片导演、非政府组织成员等，借由多元形式的实践与创作，重新观照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
2018台北双年展宣传海报。
契合台北双年展“后自然”、“跨领域”的策展理念，以自然书写闻名的中国台湾作家吴明益也在受邀之列，参展作品是他6篇短篇小说的摘录与插画。6篇小说均选自他即将问世的小说集《苦雨之地》。插画同样由他本人操刀，采用18世纪科学绘图的风格绘制。《苦雨之地》一名，化用自美国自然作家玛丽·奥斯汀（MaryAustin,1868-1934）的《少雨之地》（大陆译名“少雨的土地”）。吴明益自述，“苦”可以因为雨少，也可以因为雨多。
《苦雨之地》展场一景。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官网
吴明益借故事设想人与环境关系的异动、人与物种之间的联系，进而描写人作为一种生物的精神演化：《黑夜、黑土与黑色的山》有关一位软骨发育不全的蚯蚓科学家；《人如何学会语言》讲述一个自闭症孩子决心钻研形容鸟声的手语；《冰盾之森》主人公的情人是攀树科学家，常常进入一个南极探险的梦境；《云在两千米》讲述了一场追寻云豹、成为云豹的旅程；《灰面鸟、孟加拉虎以及七个少年》是一篇关于灰面鸟与孟加拉虎的成长故事；《恒久受孕的雌性》写的则是一趟追寻灭绝蓝鳍鲔的旅程，与吴明益过去的长篇小说《复眼人》有关。小说中共同的环境是台湾的野地，出现的都是台湾物种。这些故事两两相关，彼处的峰峦是此间的海沟，在静谧的美术馆彼此共振。
吴明益《人如何学会语言》插图。图片来源：台北双年展官网
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书写是如何发展的？演变至今，现代自然书写的共同特质为何？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书写自然又遭遇了何种困境？2018年12月16日，吴明益来到台北市立美术馆，在双年展国际论坛上发表了有关自然书写的演讲。他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爬梳自然书写史，畅谈自己的写作理念，也寄寓对自然书写发展的期待。
人类书写自然的演化历程：起源与“神奇宝贝”具有同质性？吴明益认为，人类书写自然的历程很值得关注。他借助英国作家RichardMabey在《TheOxfordBookofNatureWriting》一书的分类方法，将西方视域中的自然书写史分为几个阶段。
《TheOxfordBookofNatureWriting》英文版封面
现代生态学思想诞生：科学观察与哲学论辩融合
所谓“黑暗时代”，即无科学论证的蒙昧时代。在那时，无法解决“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相当模糊，只能诉诸于神。
很久以前，哲学家对此就有一些洞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科学认识分类进行了初次尝试。他提出，宇宙万物不被神以及幻术控制，而是遵循着某种规律的动态。因此，自然研究是必要且有价值的。他的《动物志》中认为，四种元素（火、水、土、空气）是组成世界的要件。他所提出的分类学，建立在“热与冷”、“潮湿与干燥”的尺度上，成为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分类法。吴明益戏称：“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讲，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就是《神奇宝贝》（日本动画）里面的技能。”
而现代意义上的生态学思想，产生于工业革命初期。唐纳德·沃斯特（DonaldWorster）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提到，生态学思想自18世纪以来，就一直贯穿着两种对立的自然观：一种是“阿卡狄亚式”的田园牧歌生态学（Arcadianecology），以生命为中心，不硬性规定自然物的位置，倡导人们恢复到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一种是帝国式的生态学（Imperialecology），以人类为中心，期望通过理性的实践和艰苦的劳动建立人对自然的统治，世间万物的分类秩序由人类宰制。
前者的代表人物为英国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其名作《塞尔伯恩博物志》（TheNaturalHistoryofSelborne）被誉为“生态界的圣经”；后者的代表人物为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他创设出一种定义生物属种的新原则。
英国牧师、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White，1720-1793）。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vonLinné，1707-1778）。
这个时期，渐渐涌现出一些对世界进行细致观察的杰出人才，他们的自然书写可谓“融入博物学的田园志与牧歌”。吉尔伯特·怀特的著作《塞尔伯恩博物志》，以书信体描绘家乡的自然风物，观察并记录塞尔伯恩的鸟兽虫鱼。这本书深深影响了达尔文、梭罗等人，周作人也曾写长篇文字对其高度赞扬，刊登在1934年6月的《青年界》上。它的价值不止于见证生物思想发展的瞬间，更在于它“宛如图画”，“生动、逼真地描绘了生活的某一时期”。
另一个例子，是描绘梭罗两年多独居生活的《瓦尔登湖》。梭罗曾说，“你脚下踏着这点土，如果你不觉得它比世界上（或任何世界上）任何别的土地更甜润，那我就认为你这人毫无希望了。”
这类自然书写者的科学观察，是他们哲学论辩的基础。吴明益说，当代文学课堂中通常认为，《瓦尔登湖》写的是梭罗“隐世”的哲学观，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塞尔伯恩博物志》作者:[英] 吉尔伯特·怀特 ，译者:梅静，版本:九州出版社2016-7
从博物学到现代科学：发现野性的美感与价值
人们在认真地观察周遭事物后，会非常惊讶。像人体器官这么精细的物件，没有创造者，而是由随机自然演化而成，有这种可能性吗？对创造的惊异，阐发出了对生物起源更深刻的论证。这是一段漫长的历程。
在这段历程中，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封（George-LouisLecereBuffon,1707-1788）发现，大象化石不只出现在热带，也出现在寒带，可是寒带已经不存在大象。这意味着上帝夺走了原本的创造物，还是地球气候发生了变动？当他这样思考时，已经在接近生物创造的奥秘。果然，他在其36册巨著《自然史》中，根据大量的实物标本作推论，将上帝从宇宙的解释中驱逐出去，对自然界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1831年，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随英国海军舰艇贝格尔号出航，展开环球科学考察。他沿途考察地质、植物和动物，采集了无数标本，将旅行中所见的奇特动植物、火山、海啸、化石、热带雨林等，写成了摄人心魄的游记《贝格尔号航海志》（VoyageoftheBeagle,1839）。途中的观察与思考，让达尔文从一名正统的基督徒变成了无神论者，也使他思考起生物的起源问题，为其日后进化论学说的诞生奠基。
在这个时期，由英国科学家威廉·惠威尔提出的“博物学”（naturalhistory）概念，开始被“科学”（science）所取代。
贝格尔号。
这个阶段的自然书写中，人类重新发现了野性的价值，不仅是科学价值，更涵盖生活、精神、美感方面。“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便是这样一位自然书写者。他倾心于体验自然、书写自然，作品通常既符合自然史的事实，又带有林地生活的诗情画意，代表作有鸟类学散文集《醒来的森林》（Wake-Robin）等。他的一生及其著作，似乎都在做着简单的一件事情：把人们送往大自然。
谈起人类置身野地的美感经验，吴明益表示，他最近在为一部人类登山史作序。人们在美术馆观赏那些大地美学、环境保护的艺术作品，正如这次“后自然”的双年展，这种审美路径很好理解。那些登山家历经艰险、命悬一线之时，美感又在何处呢？吴明益说，“冒险的目的，永远在于拓展自己的生存领域。你替整个族群的拓荒走近一步，作为肉体的存在，你为整个生物群体做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贡献。你看见的壮丽风景，在你的灵魂里起到震撼效果，这也是此阶段的自然书写者想要表达的。”
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约翰·巴勒斯（JohnBurroughs，1837-1921）。
《醒来的森林》作者:[美] 约翰·巴勒斯，译者:缪弋，版本:雅众文化/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
新时代的博物学：思考生物、土地与人的伦理关系
20世纪出现的博物学家，不再满足于只谈纯粹的博物学,而开始思考：人为什么会有利他行为？人的爱情为什么会这么特别？人类为什么拥有抑制攻击性的本能？顺理成章地，他们又跨到伦理领域。在《沙郡年记》（ASandCountyAlmanac）一书中，美国著名生态学家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Leopold）首次倡导土地伦理（landethics）。他写道，需要一种“新的伦理”，“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有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L.Carson，1907-1964）。她曾说，“我们关注宇宙中自然奇观和客观事物的焦点越清晰，我们破坏它们的尝试就越少。”她所著科普读物《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以著名化学农药DDT为例，讨论了人造化学品对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的潜在危害，启迪全球民众的环境觉醒，并催生现代环保运动与土地关怀。纽约大学新闻学院将《寂静的春天》评为世纪最佳新闻作品之一，她本人则被誉为环保运动的先驱。
《沙郡年记》 作者:[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译者:王铁铭，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到这个阶段，自然写作者开始思考土地、生物与人之间的关系。
苏格兰裔加拿大作家西顿（ErnestThompsonSeton,1860–1946）对野生动物有着深刻爱好，其动人、细腻、充满生命尊严的书写，开启了动物文学的书写传统，被后世誉为“动物文学之父”。独特的是，在他的短篇动物小说集《西顿动物记》（WildAnimalsIHaveKnown）里，动物并非寓言式的拟人角色，好比兔子都是善良的、狼都是残暴的、狐狸都是狡猾的之类，而是回到生物本身的习性。直到现在，这本书还是全世界孩子的科普读物。为《西顿动物记》写推荐语时，吴明益写道：“我希望人类一代又一代都仍将受动物的教养、启发，并拥有作为一种生物，与生命搏斗时所展现的光华──虽然微弱，却如斯久远、古老。”
另一种生长于自然的哲学体悟也渐渐出现。吴明益此次参展作品“苦雨之地”，扉页便摘录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少雨之地》中的一段话：“你需要在这片土地上经冬历夏，等待时机。松树的果实需要两三个季节才能成熟，有些植物的根会在沙里休眠达七年之久，直到遇上一次降雨才又重新开始生长，而杉树50年才开一次花。”吴明益称，诸如此类的自然书写，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人之为人生存的体悟。
自然书写已经来到“撕去标准”的时刻
吴明益表示，自然书写发展至今，已经到了“撕去标准”的时刻。原先，自然书写的第一要义是“非虚构”，如今“虚构”已被容许，自然书写者甚至能在作品中谈建筑物、谈农产品，跨到专业领域之外。本届台北双年展主题为“后自然”（postnature），各式各样研究生态书写的“后学”角度也层出不穷，如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自然书写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文类。
吴明益指出，自然书写的作品与评论，花了漫长的时间呈现一件事：人描写自然，也在描写自己。反过来看，人描写人，也必然在描写自然。某些写作走进绝路，主要原因是科学已经代替文学诠释了一些东西。自然书写必须跨出自身领域，才会重新拾回影响力。
谈到现代自然书写，吴明益总结出几个共同特质：“自然”不再是描写的背景，而成为主位；文本中常运用自然知识符码，并对自然现象有相当程度的知性理解；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新思考；现代自然书写开始具有文学性。
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吴明益也在尝试为自然书写“撕去标准”。暌违三年半，他的新作《苦雨之地》在美术馆率先面世。以自然书写成名的他，上一部自然书写还要追溯至2007年的《家离水边那么近》。彼时他的作品，还在强调非虚构的自然经验、环境伦理的思辨，以及作者自身情感与环境的互动。在这之后，他开始跨越自然书写“较依附于资料与非虚构经验”的特质：“毕竟人类文明无论是哪一个环节（包括虚构能力与想象力）都和自然环境及我们自身的生物本质脱不了干系。”
2014年，吴明益投身到《单车失窃记》的写作。那是一次结合自身经验和历史研究的虚构书写，后来该书入选布克国际文学奖。吴明益说：“写作者该是定义的改写者，而不是卫星。”他认为，自然书写的“非虚构”、“科学书写”、“纪实本质”，使得写作在一段时间后会陷入套路。而以生态之眼去观看人类文明的一切，也会有“用同一把刀”去拆解不同灵魂的困境。而小说这个自由的文体，或许能带他经历一段“无视于自然书写、生态批评”的写作尝试。
吴明益，作家、环境活动家、台湾东华大学华文学系教授。
演化这件事，从来没有人预言准确过
兼具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身份，吴明益提出了对自然文学的几点愿景。
他提出，想让文学重回博物学的行列。吴明益称，这里的博物学不是“science”,而是“naturalhistory”。其次，文学经历过一段不短的内向时期，他希望自然的相关书写面对的是未来。第三，他认为应当强化文学与其他艺术的交流，这也是他应邀参加台北双年展的原因。
“当我的小说变成画在美术馆展出；当路边一个年轻艺术家愿意用画笔画出我的小说，我的小说才算是活在当代——它不应该只是印在书本上。”吴明益说。
他呼吁，应该把写作当成是生命投入的过程，而不是把生命过程变成写作的材料：“如果你要写一个攀树的小说，你就去攀树吧。如果你要写一个流浪的小说，你就去流浪吧。”
而作为文学理论研究者，吴明益反对定义小说：“定义小说这件事请交给小说作者来做，以写作小说来定义小说。过去的文学理论研究者不断告诉我们，小说应该怎么写。可是演化这件事，从来没有人预言准确过。”
新京报记者：萧轶实习记者：谈心怡 发自台北
编辑：徐伟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