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三亚替换3000块错译俄文路牌说起
▲资料图，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三亚市将替换3000块翻译错译俄文路牌生效”，一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更让我有点蒙：我知道在三亚的俄罗斯人不少，可真有这么多路牌？3000块还只是错误的。
据说这些路牌是去年9月份开始陆续设立的，当时三亚市政府考虑到俄罗斯游客较多，决定在中英文标识基础上增设俄文标识，却因为俄文翻译力量单薄而闹出很多笑话，遭到许多俄罗斯游客反映，最终令市政府不得不再折腾一遍。
一、俄罗斯和中国的“翻译情缘”可上溯至清朝
要说俄罗斯和中国的“翻译情缘”那可早了去了：清朝就在理藩院里设立了“俄罗斯馆”，专门负责对俄交涉。
双方交涉的一大重点正是翻译--俄罗斯向清朝馈赠了许多俄文资料，包括书籍、地图和地球仪等，还都翻译成了汉语。
鸦片战争前夕“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满世界搜罗世界地图和英国资料，结果弄来了很多真伪羼杂的“等外品”。
如果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在离皇宫大院近在咫尺的理藩院里要多少有多少，还都是中文版的，不知会不会气到“吐血”？
总之，从很久很久以前，俄文就在中国占据了不算显眼但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列强纷纷闯入中国后，东北渐成俄罗斯人势力范围，俄国人占据的“中东路”沿线各站，各种标识几乎都有俄语，甚至有只标俄文、不标中文的。
同样，“中国第一个完全按规划建造的城市”哈尔滨和俄罗斯人几进几出的旅大（旅顺和大连），也曾经是俄文标识遍地的所在。
▲资料图，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二、改革开放后俄语没那么吃香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上实行“一边倒”，俄语也成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
但有趣的是，这一阶段中国境内的俄文标识却并没有增多，甚至在减少，如原先“中东线”上许多车站在这一时期翻修，新建改建的路牌、站牌、站名等标识原先为俄文或中俄“双语”的，都悄然改为只用中文。
改革开放后俄语不那么吃香，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和日语。前几天我重温老电视剧《121枪杀大案》，倒数第二集西安刑警飞赴北京抓捕嫌犯，当时首都机场航站楼广播赫然飘出日语。
国内航班为啥要加日语播音？不过是认为搭乘中国国内航班的日本乘客特别多，因此特意搞了这么个“方便工程”吧。跟三亚设立俄罗斯语路牌原因相同。
▲资料图，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三、国外的中文标识多是商家做法
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俄罗斯，或者巴黎、伦敦、东京等近年来中国游客“密集轰炸”的旅游目的地，这些外国城市虽然也随处可见“亲切的中文”，但绝大多数是热情过剩的商家们所搞的商业行为，而较少由市政或公共服务管理部门来插手。
道理很简单：如果一门外语既不是该地区的官方语言，也不是“主要学校教学外语”或国际通用语言，那么能熟练掌握它的人数就会寥寥无几，使用起来也就会有很多"BUG"，容易闹五花八门的笑话，吃力不讨好。
再说了，官方公共标识是需要耗费公帑来设置的，在许多国际城市看来，这是个“原则问题”，因为公帑来自纳税人。
四、减少路牌翻译Bug，还是找点专业人士吧
回到三亚市这边，市政府出面拍板大搞俄文公共标识、路牌，两个月就弄出3000块错的，也未免有些尴尬。
“宾至如归”，也未必非得折腾路牌标识嘛。
巴黎、米兰等外国游客荟萃的城市，采用的是培训窗口单位工作人员外语能力的对策，如米兰街头巡警掌握一门外语，就在制服上加缀一面相关小国旗，一目了然。
再说了，即便更换了路牌，您就真能保证路牌不会再写错闹笑话，或者“中国人不懂，外国人也不明白”了？
我当年有位学日语的同事，陪日本客户从杭州飞北京公干，结果她和客户都听不懂首都机场的日文广播，差点误了班机（紧急广播的内容是更换登机口），回来后就戏称这种“日语服务”是“日本人不懂，中国人也不明白”。
上90年代初，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读书，当时周边许多小饭馆为方便外国留学生、外教，编写了不少中英双语菜单，里面的菜名“千奇百怪”，被不少老师同学笑称为“病句大全”。
全国最著名外语学府墙边、世界最通行外语英语尚且如此，“小语种”会闹哪样还用说么？
当然，用官方资源搞类似“外文公共标识”的外国城市也还是有的。
比如加拿大温哥华，国际机场和轨道交通都有中、印等几种在该城市最常用文字提示，轨道交通自动售票机可选择中文和印地语，温哥华华埠和大温印度人街区的路牌也都加注了中/印文字。
但当初市政和交通当局设立这些“非官方语言”标识时，专门请了当地语言专家来操作此事，“定稿”后才采用。
三亚这样的国内城市非这样做不可的话，能不能让更内行的人来操作这件事？
至少那些“挑刺”的俄罗斯侨民、游客，就比最初的经手人对俄文在行一些，对吧？
□陶短房（专栏作家）
编辑 王言虎 校对 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