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正在面临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海外书情
本期推荐的四本图书以不同的题材关注身边的现实问题：从欧洲大陆的诡谲政治到美国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青少年在成长中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的挑战。
《药瘾：让美国上瘾的经销商、医生和制药公司》
（Dopesick：Dealers, Doctors, and the Drug Company that Addicted America）
作者：贝丝·梅西
（Beth Macy）
记者贝丝·梅西（Beth Macy）通过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美国公共卫生领域这二十年来面临的最大危机：阿片类药物成瘾。从阿巴拉契亚中部的贫困小社区到富裕的郊区，从不同的城市到曾经田园诗般的农场小镇，作者沿着这条轨迹，用大量的案例和细节描绘出一个个被阿片类药物毁灭的家庭，告诉我们这场国家性的危机为什么可以如此根深蒂固。
阿片类药物是从阿片（罂粟）中提取的生物碱及衍生物，能缓解疼痛，但长期服用可上瘾。美国人以前常用阿司匹林和布洛芬之类的止痛药，这些止痛药不具有成瘾性，但药效较弱。1995年，一家制药公司看到商机，把研发目标锁定在羟考酮，一种在化学结构上接近海洛因的半合成阿片类药物，同时还开发出了对羟考酮的缓释技术，这种新式止痛药取名为奥施康定。
自1996年开始，阿片类药物在美国处方量呈几何倍数增长，制药公司赚得钵满盆满，与此同时滥用和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不断上升。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近10年内，美国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增加了75%；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死亡是阿片类药物过量造成。2017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并称美国面临着“史上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
作者的故事从弗吉尼亚的小村庄开始，刻画了美国社会尤其是制药产业链的众生相：悲痛欲绝的丧子母亲、贪婪无度的制药公司高管、冷漠无情的立法者以及坚定的抗议人士。二十多年来，止痛药的过度使用逐步成为了美国的医疗文化，阿片类药物的研发和推广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场危机中，受害最深的仍然是社会底层，作者在她的另一本畅销书《工厂工人》（Factory Man）中写道，失业的蓝领工人靠大量服药缓解生活的窘迫，麻痹精神上的痛苦。青少年则在死胡同里交易药丸，不少人在高中时期就因此成为了卖淫、监禁和死亡的牺牲品。
事情的另一面则有些吊诡。作者在调查中惊讶地发现，在这个政治支离破碎的时代，阿片类药物滥用竟成了美国人跨越地理和阶层的界线，联合起来一起抗争的唯一凝聚力。这些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抗议者是作者眼中美国未来的希望。
美国“阿片危机”不能仅仅归咎于贪婪的企业家和合谋勾结的立法者，这背后呈现出的是医保体系的失序乃至整个社会体制的失灵。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指出，“阿片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经济体制未能让蓝领阶层适应全球化进程与自动化浪潮。四十年来，美国的中产阶级薪水停滞，蓝领阶层萎缩，劳动参与率降低都是这场大型公共卫生危机的背后诱因。在现今的体制下，想要立刻改变四十年来的顽疾实是难上加难。
《受教》
（Educated：A Memoir）
作者：塔拉·维斯托弗
（Tara Westover）
这本自传讲述了一位年轻女孩不寻常的成长经历：作者塔拉·维斯托弗在十七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踏入教室，她最终选择与自己的家庭决裂，来换取求知的机会，并最终取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出生在美国的摩门教家庭中，塔拉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童年记忆。虔诚信教的父母每天期待着末日降临，根本不信任政府和社会。塔拉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为她的父亲拒绝为她办理出生证明。塔拉和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从小没有去过学校上学，只能依靠家中的几本教科书自学。在夏天，塔拉要帮助没有从业执照的助产士母亲熬制草药；在冬天，塔拉在父亲的命令下在垃圾场里捡废弃金属。一位哥哥还有虐待倾向，会反绑她的双手，把她的头浸在马桶里，父母却对此不管不问。
逃离家庭的唯一办法就是求学。17岁那年，塔拉通过自学，成功地考上了教会学校杨明翰大学。也是在那里，她感受到了巨大的文化冲击。作为犹太人，她惊讶于自己对二战时期的屠杀史毫不知情，甚至连大屠杀（holocaust）这个词都不认识。她也第一次听说马丁·路德·金的事迹。全新的世界为她敞开了大门，英国的交换生经历为她后来返回英国攻读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铺平了道路。
不同于一般的励志自传，作者在书中不断地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反思家庭带给她的爱与伤害，这期间有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也有迷茫和自我怀疑，以及家庭的冲突和撕扯。塔拉并不想与家庭撕裂，她意识到过往的经历也是自己的一部分，因此最终不得不选择的决裂也就更加让人揪心。塔拉最后还在尝试与自我和解，但心里深处的伤痕并不容易抚平。
这本自传从出版以来就成为了现象级的存在，不仅长时间霸占畅销书榜单，也成为了《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卫报》等多家媒体评选的年度好书。塔拉坚持不懈的个人奋斗史鼓舞人心，给予了更多的人对抗环境的勇气。
普通人未必遭遇过如此极端的成长环境，但大多数人或多或少地面对过与个人理想相违背的家庭期望。从小到大受教育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家庭影响的社会化过程，但受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反叛。实际上塔拉家的七个兄弟姐妹中有三位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也能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塔拉的心路历程不仅刻画了她的痛苦选择，也呈现了一个个体从懵懂不知到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这也是教育的根本涵义。
《间谍与叛徒》
（The Spy and the Traitor）
作者：本·麦金太尔
（Ben macintyre）
间谍战一直是冷战史中扣人心弦的话题，这些隐藏在大国交锋背后，冷峻惊险的真实历史事件往往比巧心编织的惊悚小说还要引人入胜。麦金太尔的这本非虚构的历史作品就在试图讲述一个冷战时期著名间谍的故事。
奥列格·戈迪维斯基（Oleg Gordievsky）是活跃在英国和苏联之间的双重间谍，他个人的情报活动不经意间推动了冷战的结束。戈迪维斯基的父母皆是克格勃（KGB）特工，所以他一出生就被苏联情报机关认作是最好的接班人。成熟冷静的性格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帮助他很快地取得了苏联高层的信任，1963年首次在苏联情报部门任职，并最终成为苏联安插在伦敦的头号间谍。
然而，在工作期间，戈迪维斯基逐渐对克格勃和苏联政权的信仰产生了动摇，尤其是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经过丹麦情报机构的多年努力，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终于和戈迪维斯基取得了联系，并想收纳他为己所用。当1982年被克格勃指派前往伦敦负责英国的情报的时候，戈迪维斯基站到了自己的历史高点，以一己之力微妙地左右着全球历史的走向。
当冷战进入尾声时期，戈迪维斯基帮助西方国家对克格勃提起诉讼，揭露俄罗斯间谍并帮助挫败了无数情报阴谋。戈迪维斯基对于推进冷战结束有两个重大贡献：其一是扭转了苏联当局对于局势的判断，避免了冷战走向全面战争的可能。当时苏联误把1983年北约组织的“Able Archer 83”演习当作是首次核打击，核战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几乎一触即发。其二，戈迪维斯基在多年之前就认为苏联的未来大权会落到戈尔巴乔夫的手中，他的敏锐判断帮助了北约组织更有针对性地制定计划。
在戈迪维斯基的情报工作风生水起之时，克格勃也极力想弄清这位明显获得顶级来源的英国间谍的身份，最终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戈迪维斯基的身上。1985年，戈迪维斯基在接到命令后回国，并立刻被关进莫斯科郊外的小屋进行长期的审讯，出卖他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探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他是戈迪维斯基的美国同行，在冷战时期长期给苏联提供情报。埃姆斯被北约组织视为叛徒和内奸，他的故事也被多次改编成小说和电影。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的三方外交角力的过程中，戈迪维斯基最终从莫斯科潜逃，在英国庇护下安度晚年。作者麦金太尔多次采访了年近八十的戈迪维斯基和他曾经的同事，包括他的两任前妻，获得了大量的内部资料来勾勒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间谍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展现了政治力量是如何塑造着近乎无情的人格，他只能欺骗身边所有爱他的人，才能获得一丝的生存空间，而他的个人选择又是如何左右了历史的进程。
《间谍与叛徒》也反映了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的一个侧面，在当下阅读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感。美国与俄罗斯，西方与东方的对峙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终止。这些年来时有耳闻的间谍暗杀案也凸显了大国政治从未摆脱冷战的羁绊，戈迪维斯基也不例外。2007年，住在英国的戈迪维斯基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急救，经历了37个小时的昏迷后得以生还。事后他声称俄罗斯当局试图使用铊元素对他下毒，只因自己在写作书籍中披露了冷战时期的苏联内部往事。
《埋葬在猴面包树下》
（Buried Beneath the Baobab Tree）
作者： 阿达奥比·恩沃巴尼
（Adaobi Nwaubani）
静谧安详的封面没有揭示出这本书激烈又悲伤的主题。这本小说聚焦于西非的现实政治，根据对两位被“博科圣地”武装组织绑架的女孩的采访，讲述了一位非洲女孩从家中被绑架后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雅塔（Ya Ta）是小说的主人公，她是一个住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乡下的小女孩。在尼日利亚的许多乡村，很多孩童得不到上学的机会，不少男孩和女孩连小学都没有见过，或是在田里帮忙种地，或是早早结婚弃学。而雅塔则是村里第一个获得寄宿制大学奖学金的学生，她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被一次武装袭击彻底打破。
袭击村庄的“博科圣地”武装组织，它的名字含义是“禁止一切非伊斯兰的西方教育”。在过去的十年里，“博科圣地”控制了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喀麦隆的部分地区，企图通过恐怖袭击、威胁和绑架平民，让伊斯兰教法成为当地唯一的法律。2014年，“博科圣地”一次绑架了276名少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些少女多半被以极低的价格卖给武装分子当奴隶或妻子，最后只有五十多人设法逃脱。
尼日利亚的人口有一半是穆斯林，还有超过四成的基督徒。在小说的描写中，村落里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和睦相处，互相包容对方的价值观，同时也尊重非洲土著的本地宗教仪式，直到恐怖组织的连番袭击和掠夺摧毁了尼日利亚北部的安宁。
雅塔和她的朋友被武装分子绑架后，被带到了丛林深处的“博科圣地”的根据地。基地领袖声称不会伤害她们，只想让她们成为优秀的穆斯林女性。这些信奉基督教的女孩被赋予新的名字，还被安排了自己的“丈夫”。雅塔的朋友为了保护自己未出生的孩子，接受了这样的生活现状。雅塔却想着逃离自己的“丈夫”的办法。她回忆自己的家庭，想象将来要去的大学，这些盼望和思念给予了雅塔些许寄托和信念。
这些被绑架的女孩偶尔会听闻政府军近在咫尺的传闻，但是食物匮乏，救援也遥遥无期，得救的信念不断地受到考验。饥饿促使雅塔和她的朋友在丛林中觅食，一棵猴面包树让她们欣喜若狂，不仅解决了食物来源的问题，还勾起了遥远的童年回忆。她们打算站在彼此的肩膀上采摘果实，却发现了惊骇的事实：这棵巨树的遮阴地竟是武装分子埋葬俘虏的万人坑。
雅塔和这代尼日利亚女孩的厄运不会随着解救而终止。实际上，大多数被绑架的女孩都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她们一辈子在人群中都抬不起头，宁愿永久地生活在罪恶的丛林深处。
阿达奥比·恩沃巴尼是继“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钦努阿·阿契贝之后的新一代尼日利亚作家。小说通过雅塔第一人称的叙述，以数百个简短的章节描绘了这些被绑架的孩童为了生存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向想要了解这块地域的读者描绘了并不传统的西非印象。小说不仅有宗教与政治的现实关怀，各种形式的暴力、家庭责任、同伴压力和赋权等青少年成长中的问题也值得深思。
编辑：宫子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