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过劳时代里，我们该如何自处？
“新经典引进的岩波新书系列中的第一本，就是《过劳时代》。它是日本人写的，作者叫森冈孝二，他是日本过劳死协会的会长。这位森冈孝二先生就是推动日本过劳死立法的著名学者，但他自己就是过劳而死的。我怎么知道他过劳呢？他的E-mail都是夜里两三点钟发过来的。他白天依然在工作。他本身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无比感慨。在今年的过劳问题研讨会上，他跟森冈孝二约定，明年在奈良继续深入合作，只可惜在一个月后，日本就传来了森冈孝二去世的噩耗。
“我一方面非常悲痛，一方面又在反思，为什么研究过劳死的人还会过劳死？为什么这么多人过劳？什么原因造成他们过劳？什么样的机理使得他们过劳？为什么他们不去考虑，过劳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这也是我们研究会正在探索的问题。”杨河清说。
《过劳时代》，作者：森冈孝二，译者：米彦军，出版：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
12月22日，新经典文化和单向空间·爱琴海店，邀请了中国适度劳动研究会会长杨河清教授，作家、艺术评论家刘柠，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Momself 社群联合创始人李松蔚，一起探讨过劳时代背后的原因，并结合中国实际，提供了面对过劳的建议。
主动过劳的背后是无形的心理压力
在一些职业和行业里，严重过劳的现场是触目惊心的。在杨河清看来，医生、高校中的部分教师、媒体人、警察、演艺人员、基层公务员、IT研发人员，还有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容易严重过劳的群体。如果用日本的量表测量的话，他们中的40%在过劳死的边缘，随时可能猝死。
其中，这些人中有许多是主动选择过劳的。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主动过劳呢？李松蔚从心理学的角度做出了解释。他认为，主动加班的背后是心理压力。作为心理咨询师，他经常能听到很多人跟他说这样的情况：在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会特别有压力。因为下班需要从其他人身边走过，可是其他人还在加班，特别是领导还在加班。
所以，有一个患者跟李松蔚说，他的奋斗目标就是，有一天可以成为领导，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这样可以不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自己决定哪个点下班。后来，那位患者如愿以偿成了部门经理。但他告诉李松蔚，他发现领导其实比普通员工还累，虽然他可以在晚上八点半下班，但每当他下班的时候，看见下属还坐在电脑前面，他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领导。因此，他只好默默地出来抽一口烟，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加班。“这有点像是一个循环，你自己想要结束工作了，但是你发现其他的人还在，你就会想，是不是我有问题？是不是我错了？所有人好像都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要求自己加班。”
而这种自己施加给自己的无形压力，也是很多工作时间不固定的职业，主动过劳的原因，比如高校教师和媒体人。李松蔚想起了他在大学里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光。“在学校里做研究，没有一个固定的上班时间……没有课的话，你那天不来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也是我当初觉得，做研究很有吸引力的原因，因为看起来时间很自由。”
活动现场
但是，当李松蔚真正做研究的时候才发现，虽然不需要按时坐班，时间好像可以自由分配，但是这意味着，他要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没有双休没有下班。虽然学校没有硬性要求，一年他得发多少篇文章，但是他自己会觉得，如果偷懒一下，他就会有负罪感。所以后来，李松蔚选择去心理咨询中心上班。每当李松蔚打卡下班的时候，他马上能感觉到接下来的时间是自己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对那时候的我来讲是非常奢侈的感受。“
打卡还是不打卡好？
刘柠则不大赞同上下班打卡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管理体制的核心，就是管理劳动者的时间。“刚才李博士说，他离开大学到了现在的单位之后，每天下午五点打卡下班之后非常轻松。但是，因为我有过在日本大公司的打工经历，我觉得上班打卡这件事，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管理具有代表性的、非常残酷的、反人性的制度。资本主义管理的价值核心，就是对劳动力的时间管理。时间管理最有效的工具是什么？就是打卡机！”
刘柠也提到他厌恶打卡制度的原因。他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在白天，很多日本雇员经常悠闲地喝着咖啡。一到下班的前夕，他们马上去给自己打印一堆电传，放在桌子上，好像很忙的样子。其实他们是来挣加班费的。日本的加班费特别高，加班一个小时的工资是平时的1.5倍，周六周日是两倍，节假日是三倍。这种加班文化变成了一种“大企业病”，整个公司浑水摸鱼的人很多，整体的效能变得很低。
在泡沫经济破裂之后，很多大企业为了提高效能，采取了很多应对措施，比如裁员。但是公司依然有很多订单。劳动力的缺口就只能从派遣雇员里面来。这些派遣雇员由第三方机构派遣，相当于临时工，他们没有什么福利保障，公司对他们的支出降到最低。而且，他们很多人是无偿加班的。这也使得日本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过劳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信息时代出现了很多白领蓝领化的现象
刘柠认为，八小时工作制本是比较有实操性的措施。八小时工作制是一项人类的基本权利，对这个基本权利的保障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为了确保八小时工作制，跟资方谈判，举行大罢工，这也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
1886年芝加哥工人大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后成为“五一劳动节”的来源。
但是，八小时工作制得到了广泛地承认后就一劳永逸了吗？实际上我们正在渐行渐远。刘柠认为，人们往往对技术抱有一种幻想，认为他们能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减少我们的劳动时间。但实际上，每一次技术革命的结果，除了提高了生产效率，更是延长了劳动时间。工业革命制造了大批的产业工人，在蒸汽机时代，由于条件的限制，很多工厂到天黑就没法继续干活了。在电力和电灯普及之后，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但是加班变得稀松平常，很多工厂开始实行两班倒或三班倒。
信息革命之后，则出现了大量的白领蓝领化现象。信息通讯技术使得劳动从传统的工作空间蔓延到公交车上、蔓延到家里。白领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实际上跟蓝领一样辛苦。
“你到日本，在大城市的电车上，到处都是西装革履、把笔记本电脑放在腿上工作的职员。日本电车又非常舒适，工作完全无碍。这样一种现象，在今天的北上广已经高度蔓延。这说明什么？随着产业革命、技术发展、信息革命，实际上技术并没有把你从社会劳动和职场中解放出来。现在，一台手机把你跟职场捆绑在一起，你的所有时间其实都是职场的时间。你下班打卡离开了职场，其实你依然在职场。”因此，刘柠对解决过劳问题的前景感到悲观。
过劳也因为我们在逃避自由
李松蔚则从心理咨询的角度出发，给过劳者一些个人的建议。“到我这里来咨询，我显然不能告诉你，这个事情主要看你的老板有没有良心，或者主要靠我们国家有没有立法。我只能说你能做什么……所以我有一个很小的建议，就是拒绝。”
“很多人会说，我也想减速生活，我也想拒绝，可是这个话你得跟我丈母娘说，她说你必须有房子我才能把女儿嫁给你。所以谈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不是合格的社会人？能不能在这个主流社会中体面地生活下去的人？或者多大程度上，我需要为我自己想要的生活节奏而买单？因为一旦买单，我可能会成为别人眼中不合时宜的人……没有办法给自己提供那么好的物质生活。我该怎么面对这些？这是我们在心理咨询中处理的问题，你怎么跟自我和解。”
现场有观众就此建议回复李松蔚。她说她“就像机器或奴隶一样闭着眼睛工作”。她认为，身边很多公司都在裁员，大家并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选择。为了不被裁掉，大家都在主动要项目，主动加班。忙碌的工作，也使得她在家里面脾气暴躁。那么，我们该如何找一个契机，实现自我和解，去做出合适而正确的选择呢？
李松蔚则回应道，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心态：我们的生活是一个牢笼，我们希望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但是，有很多人也就在牢笼边上迈出了一只脚，看了一眼，就退回来了，最终还是选择过牢笼里的生活。这是因为我们害怕这种自由。过劳的成因里，可能有无良的资本家的因素，也可能有消费主义的因素，另外更是因为个体逃避自由的心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试一下：把手机锁一小时，不去碰它，看看自己会在第几分钟想去看一眼。你会想，万一错过重要的信息呢？其实你想的那一刻，你并不知道你手机里会有什么，但是你会想象自己因错过一些信息而遭受的后果，比如裁员。这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想象出来的。但我们是不是必须把自己逼到那个份上，不然就一口饭也吃不了了？还是说，自己其实更害怕到那个更轻松自由的环境里，因为你不断对自己说，外面很危险。”
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 实习记者 徐悦东
编辑：徐悦东 校对：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