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真的记住“南京大屠杀”了吗？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81周年纪念日，同时也是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1年前那场惊天的暴行，夺取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也给我们留下了难以愈合的文化创伤，每年的今天我们都会告诫自己、告诫国人：“不要忘却”。
不过对于今天来说，最难解的问题也许不是要不要记住，而是如何记住。很多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也许只停留于历史书上只言片语的介绍和对日本强烈的仇恨。2016年上海慰安所旧址拆迁引发争议，相当一部分人将“慰安所”“慰安妇”等同于“国家耻辱”。这不仅是“历史”和“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记忆”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有延续、也有断裂。
二十世纪深重的灾难，让“记忆”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在2017年12月出版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中，传播学学者李红涛与黄顺铭揭示国家权力、地方记忆社群、大众传媒如何合力塑造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的集体记忆。社会共同体并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种隐喻，而这种隐喻拥有相当沉重的分量。
今天书评君节选了书中部分内容推荐给大家，希望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引发大家更多的思考。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复杂而多面的记忆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追溯记忆形成的过程，也许能更好地帮我们理解历史、理解我们本身。
人类到底应该记住什么？要言之，人类应该记住根本之恶（radical evil）和反人类罪行，包括奴役、驱逐平民和大规模灭绝……所谓根本之恶，就是那些足以动摇道德根基的行径。——阿维夏伊·玛格利特，《记忆的伦理》
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
2016 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七十九周年纪念日，也是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也称“江东门纪念馆”）在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举行了“死难者遗属家庭祭告活动”。国家公祭日当天，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办庄重的公祭仪式，鸣响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行世界和平法会以及烛光祭。
然而，这种庄重的纪念氛围中也出现一些刺耳的“不和谐音”。譬如，2016年12 月17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的《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报道了上海“海乃家”慰安所旧址的拆迁争议。面对镜头，包括当地文物遗址史料馆馆长、社区居民和高中生在内的一些受访者将“慰安所”等同于“妓院”，将“慰安妇”等同于“妓女”，认为她们是“国家的耻辱”，而“慰安所”放在学校里无法产生积极的教育作用。
“不是很光彩的，还是不要特别了解比较好。”——央视新闻调查《一座慰安所的去与留》采访画面
此番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备受批评。不少网友认为，这些人对二战性奴役和性暴力的无知与曲解显示出历史教育的失败。实际上，这不仅是“历史”或“教育”的问题，也是一个“记忆”的问题。这个例子表明：集体记忆不仅有延续，也有断裂；不仅有传承，也有扭曲。
无论是制度化和常规性的纪念活动，还是这些扭曲历史的言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南京大屠杀这一创伤事件在当代的记忆景象，也映照出这一起八十年前的历史事件进入当代公共生活的可能方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京大屠杀是受害者压抑的个体记忆，是地方记忆；而如今，它已上升为国家记忆，乃至世界记忆。
记忆的重量
南京大屠杀的当代记忆侧面
2016 年11 月10 日前后，网民曝光美国某连锁百货商店出售的一款连帽衫背后印有南京大屠杀图案，图片上日军士兵挥刀砍杀跪地的中国平民，这一事件在海外华裔中间和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强烈抗议和谴责。
引发争议的连帽衫
但很快有人注意到，在这张取自电影《南京！ 南京！》的剧照上方印有红字“Why indifference？”（为何漠不关心？），图中加害者与被害者的眼睛都被红色色块遮掩，而图案右下角的西方女性则坐在长椅上背对杀戮场景。商场方和设计师亦指出，帽衫的设计意图并非辱华，而是“反战”和“反冷漠”。
图案上方有“Why indifference”（为何漠不关心）字样
但批评者仍然认为，南京大屠杀作为严肃的历史事件不应该被如此呈现。例如，一位华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
“贵公司敢把屠杀印第安人的图片印在T恤上然后写上‘不要杀戮’来弥补吗？贵公司敢印上白人奴役非裔的图片然后写上‘不要奴隶’来弥补吗？”
很多批评者主张，无论设计意图如何，将如此惨痛的画面作为“时尚元素”印在代表流行文化的T 恤上，“用别人的血泪历史来挣钱”，即显示出对历史事件和华人社群的不尊重。随后，商场方和设计师道歉，产品下架。
抛却事件背后的误读不论，这一事件凸显出南京大屠杀再现的“边界”或适当方式，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言，
“如果是艺术设计作品，放在博物馆、展览馆，我没有意见，但是这样随意地穿着满街走？完全不能接受！”
2016 年，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另一个热点事件则牵涉教科书。5 月23 日，一篇题为“语文版教材替换40% 语文课文南京大屠杀等被撤”的报道迅速席卷社交媒体，引发潮水般的批评和指责。事实上，事件本身是个误会，因为语文出版社并未将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删除，而是换成了另外一篇课文。面对网络上的批评声浪，语文出版社当晚便在其官方网站发布如下声明：
语文出版社语文教材
没有撤掉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课文
网上所传我社九年义务教育修订教材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下之事，与事实严重不符，混淆视听，特此严正声明。
我社自2013年起，对2001 年审定通过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进行了修订。在修订过程中，我们将温书林的《南京大屠杀》一文换成张纯如所写的《南京大屠杀》一书节选，课文题目为《死里逃生》。更换的原因主要是张纯如所写《南京大屠杀》片段《死里逃生》，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而且刻画了一个普通中国妇女李秀英在日本鬼子惨无人道的暴行面前智勇双全、勇敢反抗的事迹，感人至深，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因此，我社教材中不存在将南京大屠杀题材撤掉的问题。
特此声明。
语文出版社
2016 年5 月23 日
这段声明值得全文引述，不仅因为它澄清了基本事实，更是因为声明在解释撤换理由时所调用的主导叙事。声明强调之所以换掉课文，是因为新课文不仅写了“南京大屠杀的惨无人道”，还刻画了“勇敢反抗的事迹”。
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在该社社长王旭明转发声明的微博下，有网友对新课文的标题“死里逃生”表示不满。该微博最热门的三条评论分别是：
“语文出版社变‘圣母庙’。以后鸦片战争改成《罂粟花开》，火烧圆明园叫《火火的宫殿》，‘七七’事变叫《卢沟桥畔的故事》。好美好和谐啊！”（获1227 个赞）
“请明确南京大屠杀！！”（获688个赞）
“南京大屠杀不可改名！”（获681个赞）
这些评论或许很难称得上理性思考，因为标题改动并不意味着南京大屠杀的改名，但其间流露出的强烈民族情绪却折射出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
5 月31 日，语文出版社决定保留《南京大屠杀》，而将《死里逃生》作为附文供学生比较阅读，因为两篇课文“一个着眼于面（指《南京大屠杀》），一个立足于点，从而让学生更加全面而深刻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围绕文化衫和语文教科书的争议展现出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的某些侧面。它们意味着争议不仅会发生在“自我”和“他者”（“他者”：文化衫事件中的美国商家或更多情况下的日本政府或右翼势力）之间，也会发生在自我内部；意味着南京大屠杀已经变成神圣的民族/ 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其神圣性表现在不可以被商业化，不可以更换成其他表述，等等。
历史事件往往遵循着自然的记忆曲线，承载记忆的一代人逝去，活生生的记忆变成历史，刻入纪念碑，继而在公众视野中淡去。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轨迹有所不同，它曾在战时和战后受到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虽然也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淡出公众视野，但却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复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家国意识与国际观念。与个体记忆不同，社会共同体没有一个共同的大脑，集体记忆只是一个隐喻，但这个隐喻却具有巨大的“重量”。
记忆的曲线
从“历史事件”到“情感记忆”
文化衫事件和教科书争议就在说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尘封在“死的历史”中的往事，而是“活的历史”中的当代事实。正如孙歌在二十一世纪初评论东史郎诉讼案时所说——
对于几代中国人来说，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
孙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多年来从事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亚洲意味着什么》《求错集》。
从事件到记忆、符号和创伤的转变，绝非能在一朝一夕中完成，也并非线性前进或累积的过程，而是充满曲折和往复。它既关涉中日乃至其他国家（韩国、美国）之间“相互缠绕的历史”，也与中国社会在战时和战后对抗战进行言说的情境紧密相关。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需要透过孙歌提到的“事件”“感情记忆”“符号”“创伤”等关键词，大致把握南京大屠杀在当代的记忆状况。
首先，那个“历史事件”是什么？在很多场合，这场浩劫经常会以如下的方式被表述：
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于1937 年12 月至1938 年1 月的六周内，在南京纵兵屠杀无辜，手段野蛮残忍，且奸淫、掠夺、焚烧和破坏并举……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达30 万人以上。
1937 年12 月13 日，在中国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的侵华日军，开始在南京制造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 多万同胞在长达六周的时间里惨遭杀戮。无论死亡人数，还是行凶手段，南京大屠杀都堪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暴行，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大屠杀一样，成为法西斯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见证。
这两段文字中都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描述，包括暴行何时开始（12 月13 日）、持续多久（六周）、死难者数字（30多万）等。事实之外也有“评价”或“界定”，例如第二段将南京大屠杀与奥斯维辛纳粹大屠杀进行类比。但即便回到历史事实，它们也具有显著的“当代性”或“现在时态”成分。
以遇难者30多万为例，以战后的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决书作为基础，是一个存在于过去（1947 年宣判）的历史事实，但其当代性表现在，其一，日本政府或右翼不时质疑这一数字“夸大”事实，而中国则不断强调30多万遇难者不容置疑。政治场域之外，争议也存在于中外历史研究者之间，乃至于民间，例如英文维基百科这样的平台上；其二，三十万的意义不仅是暴行严重程度的指标，还负载着强烈的感情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对于中国人而言，“凭借着三十万被害者这一数字，中国人在日本人中确认着朋友与敌人。（孙歌）”而对于某些日本人来说，“这个数值正是把南京大屠杀‘虚幻’化，进而把对中国的侵略架空化之绝好的事实材料……从而以‘历史’之名合法地抹煞感情记忆，将整个事件非历史化。（日本汉学家沟口熊三）”
其次，南京大屠杀不是孤立的存在，它常常与其他日军暴行并置，被视为一系列战争罪行中最突出的例证。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国家公祭日的设定及其表述上。2014 年2 月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将12 月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决议规定，“每年12 月13 日国家举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从决议中可见，国家公祭日以南京大屠杀为核心（日期和命名），同时延展到其他死难者。
2014年上线的国家公祭网具体列出了七类死难者作为悼念对象，包括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化学战死难者、细菌战死难者、劳工死难者、慰安妇死难者、三光作战死难者、无差别轰炸死难者。其中除了南京大屠杀为具体的暴行事件外，其他均为一般意义上的类型性的日军暴行。正如媒体在解释为何公祭对象如此宽泛时所说，“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侵华日军滔天罪行中最典型的一例，但南京大屠杀不是全部”。这说明，一方面，南京大屠杀变成抗日战争乃至近代以来日军暴行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南京大屠杀与抗战叙事和近代史叙事紧密关联，成为近代中国“受难- 复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记忆的缠绕
记忆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中国人的感情记忆，并不完全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的所作所为——的回应，而在特定政治外交议题中，南京大屠杀记忆也被调用以激起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感。套用孙歌的表述，南京大屠杀记忆或纪念的强度，折射出中国人对日本右翼愤怒的程度和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度。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者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发生以来，中国曾对这段历史进行过三次固化——
第一次：1946—1948 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南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第二次：1982 年之后的“建馆立碑编史”；
第三次：2014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这些节点上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纪念图景，不仅与国内政治文化情境紧密关联，也与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相互纠缠”。
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在第一次固化和第二次固化之间，南京大屠杀在公众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其间的例外是1951 年和1960 年，彼时中国官方、媒体和民间以南京大屠杀为工具批判“美帝”，相关的控诉活动和媒体报道唤起了南京人民乃至全国民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但这种记忆是高度政治化的，它揭示出中、日、美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如何影响乃至“扭曲”集体记忆的样貌。
1951 年初，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背景之下，中国政府以美日签订《旧金山和约》为切入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抗议活动。《新华日报》开辟专栏“旧恨新仇”发表幸存者的血泪控诉，《人民日报》也刊登十余篇文章。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暴行开始，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
《旧金山和约》又称《对日和平条约》，是同盟国与日本签订的和平条约。该条约中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南沙群岛等岛屿的权利。该条约签订后不久，时任政务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1951年9月18日发表《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
而1982年拉开帷幕的“建馆立碑编史”活动，其直接诱因是当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在事件的影响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于1985 年8 月15 日正式落成开放。受到日本广岛和平集会的启发，1994 年12 月13 日，纪念馆首次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鸣放防空警报、武警战士敬献花圈、放飞和平鸽。此后，按照“大小年”的模式，持续举办纪念活动。
二十年后国家公祭日的设立，其实是这一地方纪念活动的延伸和国家化。在提升公祭规格的前提下，国家公祭活动也继承了鸣放防空警报、放飞和平鸽、举办烛光祭等仪式要素。而在对设立国家公祭日意义的阐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记忆之影响。例如，一篇媒体评论指出，“值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抬头、安倍政权的仇华倾向日益显著之际，由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当其时。”
1982年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还直接推动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开展。1984年2 月至4 月，官方首次对幸存者和目击者开展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幸存者和目击者1 756 人。与此同时，学界也展开系统的研究，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出版大量学术著作和史料集，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72 卷，收录加害方、受害方和第三方约3000万字资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一套汇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原始资料的多卷本丛书。该丛书由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领衔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负责出版。从2005年开始，《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已陆续出版了55册，总字数在2800万字以上。
与学院派的历史研究相比，公众史学、大众出版物和流行文化（影视剧和纪录片）对集体记忆的影响或许更为直接或深远。这方面的范例是张纯如于1997 年出版的英文图书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该书出版后即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为中文、日文在内的多种语言，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后，让南京大屠杀历史重新进入国际（西方）社会的视野。
《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张纯如 著，谭春霞 / 焦国林 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张纯如（Iris Chang），1989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获新闻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芝加哥度过了短暂的记者生涯，之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写作硕士学位。作为美国著名的年轻历史学家之一，张纯如曾获得众多荣誉，包括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项目奖、华裔美国人组织年度女性奖等。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自己的轿车内开枪自杀。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一批新近发掘或整理的证人证言和目击者记录出版，包括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章开沅主编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魏特琳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和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东史郎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等。这些出版物在阅读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甚至成为当年的文化热点。
这些日记或证言普遍被知识界或新闻媒体视作南京大屠杀“铁证”，而对“证据”的强调也暗含或明示出对日本右翼的反击。例如，《拉贝日记》被《人民日报》称为“日军暴行又一铁证”，《程瑞芳日记》（南京出版社，2016）封底以中、日、英三种语言指出该书是“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而《东史郎日记》的出版前言则强调，之所以出版日记全本，是出于“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不过，将这些混杂的“历史书写”在当代的情境下一律视为“铁证”乃至反击右翼的武器，或许会模糊它们之间的差别乃至曲解其意义。孙歌即曾对比《拉贝日记》和《东史郎日记》，指出前者“构成了南京大屠杀的有力证词”，而后者的意义“绝对不是因为它提供了轻描淡写的战争犯罪记录，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日本社会结构在战争状态下的具体形态”。
2015 年10 月，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请期间日本政府的交涉和申请成功之后的反对，再次显示出，日本侵华战争虽已在七十年前结束，但至今硝烟未散，而南京大屠杀的当代记忆就处在中日“相互缠绕”的历史/现实旋涡当中。
文化创伤与集体认同
检视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力量
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争议。然而，至少在1937—1979 年这段时期，南京大屠杀却根本没有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创伤。在徐晓宏和琳恩·斯皮尔曼看来，除了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有必要去检视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机制。
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消失，与当时盛行的进步主义叙事和强调“人民之间的友谊”的普遍化观念不无关系。只有在进步主义叙事式微之后，我们才能全面地体认他者之痛，而南京大屠杀也才能在集体记忆中得以重新浮现。
实际上，南京大屠杀恰恰契合了由杰弗里·亚历山大、罗恩·艾尔曼及其同事发展出的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事件本身并不会导致集体创伤，创伤是社会中介过程的产物：“当集体成员认为他们遭遇了一个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并且这一事件从根本上无可挽回地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性质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
艾尔曼认为，有别于个体的心理或身体创伤，文化创伤意味着“身份认同与意义的剧烈冲击，（就好像）社会结构上的一滴眼泪，对已经形成凝聚力的群体产生影响”。
尼尔·斯梅尔塞对心理创伤和文化创伤加以区分，他将文化创伤界定为“侵入式的、压倒性的事件，该事件被认为危害或击垮了特定文化或整体性的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这里的“被认为”是非常关键的限定词，因为特定事件或处境并不会自动或必然转变为文化创伤。它必须被记住，其记忆必须被呈现为对群体文化或身份认同的威胁，此外，事件记忆必须带有强烈的负面情感，例如憎恶、羞耻或愧疚。
换言之，只有当事件“被认为”对特定集体原有的意义模式或者默认的道德观念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它才有可能被转换为创伤。在很大程度上，“文化创伤并非生来如此，而是历史性地造就的”。文化创伤唤起震惊和恐惧等感受，但这些感受并非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人们赋予它的“意义”。
文化创伤不是一种事物，而是一个文化过程，它既需要时间，也需要“中介化”和“再现”或“表征”。一旦文化创伤和历史记忆确立起来，其创伤地位就需要不断地维持并再生产。文化创伤由此进入不可避免的常规化过程，创伤中的“历史教训”随之沉淀在纪念碑、博物馆和历史纪念物的收藏之中。经由各种表征所中介的文化创伤过程，最终导向集体身份认同的革新和集体记忆的再造。
从媒体报道到社交媒体讨论，从线下纪念到线上公祭，在记忆生成与维系的过程中，媒介扮演着重要角色。在阿斯特丽德·埃尔看来，记忆带有天然的媒介性，“文化记忆不可能脱离媒介而存在。若无媒介在个体和集体这两个层面所扮演的角色，文化记忆根本无从想象”。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
Forgivable，but unforgettable
許すことはできても、忘れてはいけない——约翰·拉贝语
以中、英、日三种语言
刻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句标语如今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回响。80年前的那场大灾难留下了延续至今的文化创伤，对于“南京大屠杀”、对于抗日战争、对于过去发生的种种刻入骨血的天灾人祸，我们除了做到“不忘却”之外，或许也要认识到该如何“不忘却”。审视历史，审视集体记忆，进而审视不断变迁中的社会文化，记忆不仅是我们触摸历史的中介，它也成就了今天的我们。
作者：李红涛 黄顺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