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潮”· 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日期:12-13
希望工程金寨县希望小学

原标题:“弄潮”· 希望工程: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34岁的周玉梅至今记得上小学时的一个春节。

快过年了,她所在的安徽六安金寨县花石乡里特别喜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但周玉梅家根本没钱过年。父母连她和弟弟的学费还没凑齐,更别说买年货了。

直到腊月二十七,学校老师给了周玉梅一张400元的汇款单,说有人资助她上学。父亲用400元中的一部分给他们姐弟交了学费,一部分买了腊肉香肠。

周玉梅说,那是她过得最好的一个春节。

周玉梅的汇款单来自希望工程,一项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下称“青基会”)发起并实施的民间公益事业,旨在帮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并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状况。而周玉梅出生、长大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正是1990年5月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建成的地方。

金寨县城,至今保留着一家希望公益服务中心,不仅将善款直接捐给贫困儿童,还会整合社会上的慈善组织,提供捐助方、受助方的资源共享平台。周玉梅是服务中心的秘书长。

青基会官方网站显示,从1990年10月发起实施开始,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

只有1/3的孩子能读完小学

金寨县希望小学是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希望工程启动前,这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学校还叫做金寨县南溪小学,因为它建在南溪镇。

6月7日,航拍金寨县希望小学全貌。

当时,南溪小学设在镇上的彭氏祠堂里,青砖黑瓦,纸糊的窗户,教室的一侧没有墙。“冬天,孩子们冷得伸不出手。碰上阴天下雨,到处都是水。”1988年起,便在南溪小学教数学的杨先铭回忆。

教学设备也很简陋。教室里没有课桌椅,只有一块木头黑板,几支粉笔。孩子们来上课时要自带板凳;下了课,还要帮老师收集粉笔灰,然后用水调匀灌到竹筒里,晒干继续用。杨先铭说,那时的教室里不通电,光线很差,坐在后排的学生连黑板上的字都看不清。

“但是有固定的教室和老师,有学生就很不错了。”杨先铭告诉新京报记者,很多孩子家里穷,连这样的学校都上不起。

1984年出生在金寨县花石乡的周玉梅,小时候险些失学。她家里5口人,父母以种地为生,养活两个孩子和年迈的奶奶。刚上小学时,周玉梅交不起书本费,就用别人的旧书。但每学期一百多块的学费对她来说,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一天半夜,她听见父母为了两个孩子学费的事情争吵,父亲哭了。

“我身边不少女孩子,小学没念完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周玉梅说,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在当时的中国,像周玉梅一样的孩子很多,与南溪小学情况相似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1990年7月,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指出,“贫困”和“教育经费不足”是造成上述情况的重要原因。

徐永光说,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孩子的学习费用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吃饭和读书,二者不可兼得”。而在教育经费方面,1988年,国家行政教育拨款加上其他渠道筹资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列世界倒数第二位。

尽管改革开放已有10年,中国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了97.1%。但学生流失的速度同样惊人。徐永光说,在全国2.2亿在校生中,“只有1/3能读完小学,继续读完初中的又只占1/3,再读高中的不足30%。”其中,小学生的流失呈上升趋势。

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

1990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扫盲年”。就着这个机会,青基会于前一年的10月30日向国内外宣布,通过社会集资,建立中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的基金,长期资助那些品学兼优却因家庭经济困难辍学的孩子。

“这些孩子是贫困地区的明天和希望,也是中华民族的明天和希望。所以,我们把这项工作命名为‘希望工程’。”徐永光曾说。

蓝色的心形海浪上一轮红色的太阳,配上邓小平题写的“希望工程”四个大字,共同组成了希望工程的标志。意为“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为接受希望工程资助的学生,1990年,周玉梅收到了第一笔捐款,30元。“我记得那天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有人来帮助我上学,然后给了我一张汇款单。”周玉梅说,钱虽然不多,但能应付一部分学费。

还有那年临近春节时收到的400元汇款。两天后,父亲便带着周玉梅和弟弟到附近的古碑镇取了出来,厚厚的一沓,有五块的、十块的,也有50元、100元的大票。那是她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简直就是一笔巨款”。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不知道什么是希望工程,只知道有一些人拿钱让我上学。”周玉梅记得这些人身上有一个统一的标志——蓝色的大海托着红色的太阳。

救助贫困学生的同时,希望工程还会帮助改善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在有条件的贫困县,通过地方政府的努力和青基会及其他捐赠者的援助,对选定的乡村小学进行改建或扩建,并命名为“希望小学”。

1990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到金寨进行了实地考察,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之所以选择金寨,是因为金寨不仅是国家重点扶贫县,而且是革命老区,涌现过59名将军,战争年代曾有10万儿女为国捐躯。

“最后把学校选在南溪镇,是因为南溪的地理位置不错,”时任金寨县副县长曹承芳说。而设立希望小学的条件之一就包括交通便利,方便周边的孩子过来读书。

在共青团安徽省金寨县委于1990年4月10日填写的“希望小学立项审批表”上,“申请资助金额及其用途”一栏写着“申请资助7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购置教学设备”。

1990年3月动工后历时两月,当年5月19日的落成典礼上,南溪小学已是焕然一新。徐向前元帅亲自为新校题写了校名“金寨县希望小学”。

1990年5月19日,老师、学生和家长参加金寨县希望小学剪彩仪式 (翻拍金寨县希望小学资料图)。

“新校舍有两栋连成L形的教学楼,有42间用房,共15个教学班。”南溪中心小学(现金寨县希望小学南校区)校长孙用奇说,每间教室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墙上贴着《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和《小学生守则》,教室的角落还开辟了图书角。

如今34岁的余水,亲历了从南溪小学到金寨县希望小学的转变。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新校舍的感觉:我在楼道里来回来去跑,发现竟然没有扬起漫天的灰尘。

更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

从启动的那一天起,希望工程就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徐永光曾经表示,工程实施的8个多月里,青基会收到国内外个人和团体来信2000余封,接待来访数百人。截至1990年6月26日,青基会就收到捐款3988笔,金额超过200万元。而青基会根据概率计算,为希望工程捐款的个人已超过100万人。

余水记得,自己上小学时,全国范围内的“手拉手、心连心”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金寨县希望小学也加入进来。活动为城市和乡村的小朋友提供相识的平台,互帮互助。

余水与江苏的一个小朋友结了对。他们互相写信,互寄书本、文具等。最吸引余水的,是小朋友寄来的各种零食,火腿肠、肉松糖豆……平日里,这些食品只有城市里的孩子才能吃到。余水兴奋了好几个月,“我的妈呀,从来都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那之后,余水把“到城市里吃好吃的”当成了奋斗目标。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安徽中医药大学。之后他回到金寨,成为当地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这并非个例。

1973年,出生在金寨县汤汇镇茅畈村的张宗友,读到高二时濒临辍学。但他学习成绩突出,从初中起连年被评为三好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张宗友破例成为“希望工程”的资助对象,顺利念完高中。

1992年,张宗友从金寨一中考入安徽省阜阳师范学院,成为受助生中的第一位大学生。4年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成为受助生中的第一位研究生。

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女孩苏明娟,则因为一张宣传希望工程的照片“我要上学”为人们熟知。照片中,她手握铅笔,眼睛里闪耀着对知识的渴望。

2003年,“大眼睛”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管理系;2007年,还成为北京奥运会安徽赛会志愿者招募形象大使。如今,苏明娟已成为银行白领,2017年12月15日还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5月29日,安徽六安金寨三合实验学校,苏明娟和当年自己的照片合影。图/视觉中国

“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外界的捐助,也与外界有更多接触,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比村校的孩子更渴望看到外面的世界。”在金寨县希望小学任教十五年的张太宏说。

2015年,金寨县希望小学的彭小雪作为金寨县的学生代表之一,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第七届少代会。彭小雪说,她在北京见到了真正的飞机,还进去参观了。她回来后,在没有机场、没通航班的金寨,很多孩子都把“坐飞机”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1990年以来,金寨儿童至少有60%都受过希望工程的资助。近两年,爱心助学的总价值都在1000万以上,每年收到资助的学生不少于2000人。”周玉梅说,现在想想,当初如果没有希望工程,她的命运或将完全不同。

以前让孩子有学上,现在让孩子上好学

2018年6月6日,早上6点半,余海源和余承澄就起床了。他们的生活很规律,洗漱完,吃过早餐,父亲余水会骑着小电动车把他们送到金寨县希望小学。

穿过学校大门,宽敞平整的操场上整齐地铺着青砖,乒乓球台、篮球架一应俱全。正前方是一座5层小楼,楼体粉刷一新,楼里不时传出琅琅的读书声。

6月7日中午,金寨县希望小学的老师领着一年级学生前往食堂吃午餐。

这座小楼名叫爱心楼,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可容纳1200名学生。2004年,在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周火生的倡导下,昆山一家企业和周火生共同募资,再加上南溪镇政府和金寨县政府的支持,爱心楼方才建成。

从外观上看,这所希望小学和城里的学校没什么两样。但教学楼左侧有一方大海托着太阳的雕塑,右侧有一块近一米高的石头,上面写着“感恩”二字,被称为“感恩石”。

上午8:30,三年级的余承澄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第一节是数学课。老师一边带着孩子们进行期末复习,一边问道“什么是钝角?”

“大于90度小于180度的角叫钝角。”同学们一起回答,余承澄认真地在课本上记了一笔。

教室里安装了可移动的四格黑板,中间两格拉开,就变成了能放映幻灯片的多媒体白板。有时,老师会在白板上放映带有动画效果的投影,孩子们也能动手在上面勾勾画画。

讲台一侧的图书角里塞满了各种书籍,从谜语大全、童话故事到简易版的四大名著,都是适合小学生的读物。课间时,孩子们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籍,进行课外阅读。

中午,余承澄和同学们排队到食堂领盒饭。饭菜装在统一的不锈钢饭盒里,三菜一汤。

“原来有人到学校参观时很感慨,说简直不敢相信,在山峦叠翠中,竟然隐藏着这么一所现代化的小学。”金寨县希望小学的现任校长江淮说,以前,希望工程是让农村的贫困儿童有学上;现在,项目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让孩子上好学。

“我们学校还开设了科学实验课、电脑课,还开设了很多兴趣小组。有葫芦丝、木吉他、书法、绘画、手工,想培养孩子的特长。”江淮说,他们要从教育资源、教学质量等方面,尽量缩小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差距。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截至2017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捐款140.4亿元,资助困难学生574.8万名,援建希望小学19814所。此外,还建设了希望工程音乐教室、体育教室、美术教室等,开展远程支教、科学文体、夏令营等活动,积极进行教育扶贫,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全面发展。

■改革亲历

解海龙 67岁,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

1989年10月30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望工程”正式启动。

彼时,40岁的解海龙刚确定了他此后想要拍摄的方向——用相机记录中国乡村基础教育现状。但他还不知道希望工程。

1991年3月5日,解海龙在王府井邂逅了希望工程。街头宣传希望工程的大标语,让解海龙激动。“你们这哪儿搞的啊?”

“我们是团中央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我找到组织了,团中央在哪儿?”

“正义路。”

他一路跑到团中央办公楼,等不及电梯,一口气跑上10层,进了一间办公室。“我是文化馆的,现在正在拍摄一个题:乡村基础教育现状。”

在解海龙表明他拍照有相机,经费自己承担后,22岁的工作人员走出门。没过一会儿,一个处级领导来了,然后来了一个厅级干部——希望工程创始人、时任青基会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的徐永光。

和解海龙聊完,徐永光拍着他的肩膀说,“我们觉得你是真心真意要干这事儿,这样,我们签个合同。”

解海龙把合同简单概括为,他拍照片给中国青基会使用,不需要稿费等,青基会拨付5000元给他专款专用,让他买好胶卷拍摄。

这笔钱解海龙拿到手就跑回单位交给领导,领导特别交代财务,“快快快,给解海龙弄一个账户,只有他能花,用来买胶卷和洗照片用。”

解海龙说,至此,他成为了希望工程的第一个志愿者。

一年间,他去了12个省份,拍回的照片全交给青基会。40张被选中。

1992年4月中旬,中国青基会启动百万爱心大行动,开始使用解海龙拍摄的照片对外宣传。安徽金寨县的“大眼睛”苏明娟一夜成名。

同年10月,“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摄影大展”在民族宫举办,“每天来上万人,往地上扔钱捐款,兜里有两块十块的就扔到感人的照片下,40张照片,每张下都有钱。”他说,有个战士看完展览,把仅剩的5元捐了,然后走回西山北京军区。

“每当我看大眼睛照片时都要拷问自己,我做得对不对。”2014年12月,时隔25年,解海龙坦言,从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那天开始,做公益已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早已不是最初那个为了得奖的摄影爱好者。

■改革辞典:两免一补

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主要内容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其中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

■改革物语

青基会核发的资助证:吴海霞是希望工程在金寨县首批资助的20个孩子之一。每个受资助的孩子都有一个64开的小本子,红色的塑料封皮,里面写着受资助人的信息和受助金额。

新京报报记者 王翀鹏程 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王飞编辑滑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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