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泛化问责”背后的形式主义

日期:12-05
泛化问责形式主义警惕

原标题:警惕“泛化问责”背后的形式主义

当基层干部一边抱怨形式主义,一边身不由己搞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这已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只有在每一个环节都“实”字当头,才能真正杜绝用假成绩糊弄上级、用假把式糊弄群众、用假反省糊弄组织。

未及时接听巡查组电话,被问责处分;扶贫手册中写错两个标点符号,登上“黑榜”被全县通报;本是可以批评教育的轻微违纪,但为了“凑数”还是给予了党纪处分……近来,各地一些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甚至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的现象冒头,虽然事后相关处理均被撤销,却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追究。问责,是为了将工作失误和不良作风及时揪出来。这不是褒奖式的“锦上添花”,而是惩戒式的“当头棒喝”,尤其需要秉持公正客观的态度。有什么问题就查什么问题,问题多大处罚就多重,一切要严格按规矩来。反之,倘若为了问责而问责,甚至出现“泛化问责”倾向,不仅无益于问题解决,还会让被问责干部内心有结,其他党员干部感到不公,完全无益于作风建设。

问责“跑偏”“脱靶”,究其根由莫不是形式主义作祟。正如有基层纪检干部在接受采访时无奈表示,他一年被要求办5个案子,但街道层面几乎查不出“大问题”,只好到处翻腾“小线索”。“哪个社区普通党员被查到赌博,就追加一个小处分,既完成了任务,也不得罪人。”事实上,这种纠结心态映射到一些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中,恐怕更具有普遍性。比如都不愿成天泡在会场,但大会小会还是要反复开;都明白“痕迹主义”要不得,但各种记录一本不能少……凡此种种,让人不禁要问:形式主义究竟有怎样的魔力,能够让那些明明反感它的人,深陷其中而无法摆脱?

正所谓“不怕人无我有,就怕人有我无”,形式主义之所以位列“四风之首”,很大程度就在于其暗含“不能落于人后”的压力。以问责为例,在一些地方异化成了矫枉过正。当大家都在为了轰轰烈烈的形式而加码,甚至上纲上线时,那些问题数量“不达标”的,面子似乎就有些挂不住,不得不随波逐流“搞形式”。在从众心理影响下,谁都不想因为“落单”,而成为“负面典型”。

形式主义还往往顶着特别大的名头,让人无法反驳,似乎提出异议就是“政治不正确”。“下班期间洗澡失联4分钟”被斥为“给脱贫攻坚工作造成严重不良影响”,教师假期自费聚餐被批评“与作风建设要求格格不入”……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哪怕是指甲盖大小的问题,也要尽量往大里讲、往重里说,否则就显得不严格、不端正。

更值得警惕的是,形式主义本身还有利可图、有机可乘。细数形式主义种种表现,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专做那些看着漂亮、影响力大、能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在这种风气侵蚀下,搞形式成了彰显“积极作为”的一条捷径,“会干的不如会吹的”更成了一种潜规则,“干老实事,说老实话”的人反而吃亏,这无疑是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当基层干部一边抱怨形式主义,一边身不由己搞形式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警惕,这已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从这个意义上说,根除形式主义仅靠一纸文件层层转发并不能奏效,必须扭住“实”字用功发力。只有在每一个环节都“实”字当头,切实筑牢遏制形式主义的“防火墙”,才能真正杜绝用假成绩糊弄上级、用假把式糊弄群众、用假反省糊弄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功夫用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形式主义予以批判:“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全面对形式主义说不,才能捍卫党纪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张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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