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遵循科技创新规律，警惕拔苗助长
遵循科技创新规律，警惕拔苗助长
中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科技创新的高潮，各种有关科技创新或者新兴产业的论坛、会议层出不穷。与过去十年由资本推动的商业创新泡沫不同的是，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是由政府推动。
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进入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阶段，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再加上美国以贸易不平衡为由进行技术竞争与技术封锁，因此，中国科技创新具有迫切性。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也要遵循创新的规律，警惕拔苗助长，过于焦虑而采取各种刺激，反而可能影响创新的环境。
我们必须认清一个事实，中国并没有在一些新兴科技领域扮演主导角色。相当程度上，美国高估了中国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进步。在过去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在消费领域进行了各种创新与探索，实现了商业成功。但是，这与高科技并没有太大关系，更不可能产生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取代美国地位的结果。
中国所瞄准的一些新兴产业并不具有“工业革命”的意义，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自然延伸，这从德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制定的各种概念的产业升级计划可以看出来，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基础，中国只是想在比较低水平的基础上跟上这股潮流。这或许对中国产业发展是“革命性”的，但这些技术并不具有革命意义。比如中国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其实整个国家的工业信息化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相关软件也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离实现工业互联网还非常遥远。相反，工业互联网在美国、日本等国已经由企业尝试了好多年，并不具有太大的突破性，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差距巨大，却被美国错误地认定为“现实威胁”。
现在，各地政府都在扎堆搞人工智能、新能源车、工业互联网等等，似乎创新就发生在这些领域。事实上，中国最紧迫的创新需求来自传统产业，因为传统产业是中国工业的基石，并且随着成本不断上涨，急需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效率，维持全球竞争力，防止产业空心化。以美国为例，1970-1985年间，在美国经济新旧交替的时期，美国高科技产业带来的就业超过500万，而其他行业就业有3500多万。中科技、低科技与零科技的传统产业是国家经济基础，我们需要全面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与质量，而不仅仅投资“高科技”。
学术界曾就产业政策的作用进行过大讨论，以日本为例，在产业追赶阶段，通产省的产业规划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1980年代进入经济转型期以后，规划的作用失灵。通产省当时制订了雄心勃勃的超越美国十年计划，想在新材料、生物技术、新功能元件等为核心的未来技术领域赶超美国。但是，1990年代兴起的是信息产业，日本不仅没在规划的产业领域赶上美国，反而丧失了在信息产业领域的机会。
政策支持的一个后果就是“政策套利”现象大行其道，刺激大量的资源进入政府规划的领域，导致过度竞争与产能过剩，发生资源错配。中国在新能源车、太阳能等领域已经出现这种现象，半导体领域正在成为低水平重复投资的灾区。在中国产能过剩阶段，资本会追逐“政策风口”，考虑到移动互联产业十年周期刚刚落幕，这可能引起某种特定的投机性。如果说在商业领域可以通过产业泡沫化支持各种商业创新，但在技术研发领域，泡沫化对技术研发的负面影响更大。
与中国过去规模化的产业发展经验相比，高科技领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这给我们的产业规划和管理提出了挑战。在高技术领域，尤其是核心技术领域，要求产品技术含量高而产量小，与此同时，其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很强的突变性，完全由市场和技术主导，很难通过发展规模经济的经验去实施。因此，高科技领域对人才（技术性的和综合管理型的）要求很高，也需要更多的自由度。这与自上而下的规划具有某种冲突。
对于传统产业，不能以就业稳定而采取保护性的政策。总体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生产效率高的生产部门增长，而生产效率低的生产部门缩减，形成再配置效应，以及由生产效率高的生产单位进入与相对效率低的部门退出引起的净进入效应。这是典型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如果我们为了稳定而保护效率低的部门，就无法通过优胜劣汰提高整体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