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益平：不要行政性地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企的融资成本
中国经济在机遇与挑战中走过坎坷而又平稳的一年。在2018年行将结束时，民营经济走到了“聚光灯”下，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年中，“民营经济退场论”甚嚣尘上，年尾，一场座谈会廓清了对民企的思想迷雾。
11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民企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广阔的舞台。随后，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希望。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正如所言，40年中国经济面貌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是民营经济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除了民营经济，2018年房价快速上涨势头继续被遏制，金融保持稳定，去杠杆进一步推进，传统经济和新经济依然展现出巨大的潜能。2018年即将结束，2019年倏忽而来，明年民营经济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又将走向何方？
新京报经济新闻部一如既往推出年度巨献《看2019.新声》，邀请国内顶尖级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官员，共话民营企业，问道中国经济。
近期，随着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运行的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空前关注。今年以来民企生存困境问题加剧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认为，要帮助民企发展，首先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发力；第二，要从市场化的角度，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为民企服务；第三，要从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角度，帮助改变民企融资难的问题。
不要行政性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企的融资成本
新京报：最近出现了一些讨论，认为去杠杆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影响到经济增长。你是否赞同这一观点？如何把握金融去杠杆与服务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黄益平：我认为去杠杆的方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因为杠杆率不断升高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我们要高度警惕这一点，高杠杆率在长期是不可持续的。但是，在去杠杆执行的过程中，我们也确实要考虑到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说一句比较直白的话，所有的去杠杆政策都是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但是不能为了防范金融风险而捅出一个更大的金融风险，这不是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要考虑相对平稳地过渡。
过去这段时间，大家说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我认为可能与我们的政策执行是有关的，但现在其实政策层面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经济稳定和去金融风险之间求得一个平衡。
新京报：现在的政策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些调整，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都出台了一些政策去支持民营企业融资，你认为这些政策对于民营企业发展能起到什么作用？金融业支持民营企业是否只能从融资方面入手？
黄益平：短期内提供融资当然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现在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金融部门，还有财政部门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现在民营企业确实很困难，不是一般性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出手来扶持民营企业，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但是从长期来看，更多还是应该从市场的方向来考虑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的好处，是让金融机构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对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如果政府一味地把融资成本压得非常低，其实是不利于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提高融资的，因为民营企业本身风险比较大，这是它天生的特点，既然风险比较大，那么融资成本就应该高一些，这才是符合金融规律的。我们在政策上，不要行政性地去要求金融机构降低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降低听起来是比较好，但是金融机构这样的交易不能持续，长期是不利于对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的，因此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市场。当然，如果政府认为某些民营企业对社会稳定、经济稳定很重要，需要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我认为这样的一些责任应该是由政府来承担，至少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承担，而不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来承担。
最后一点，还是要想一些办法去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技术性问题，技术性问题就是指获客难和风控难。这方面实际上现在国内已经有一些比较好的创新，其中有一些我觉得甚至是世界性的贡献。简单来说是两个方面的技术，线下主要是依靠软信息，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全方位地了解，对小微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软信息可以解决民营企业没有传统银行做风控所需的评估基础的问题，我们国内其实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第二个，线上依靠大数据，国内已经有3家银保监会下发牌照的网络银行，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新网银行，都做得非常不错。
所以，要帮助民营企业发展，首先从政策的角度可以发力；第二，要从市场化的角度，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服务；第三，要从技术和金融创新的角度，帮助改变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黄益平 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摄
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快一些，资本项目的开放更谨慎些
新京报：今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开放措施不断落地，你认为这些开放举措对我国金融业有何影响？我国金融业还有哪些开放空间？
黄益平：我们讨论金融开放一般是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二是资本项目的开放。我国正在进行的主要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涉及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这些机构的开放，这其实是和我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时所作的承诺在方向上是一致的，而且是更进一步的开放。
在这两个方面的开放中，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走得比较快一些。因为金融服务业开放之后，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来经营，更多的是对中国金融业的一种直接投资，一般持续时间比较长期化，而且受到我国境内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可以给我国金融业增加竞争；另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的规范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于境内金融机构来说，竞争的压力应该还是比较有限，因为外资机构的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境外机构到国内市场来开展业务，无论是覆盖面还是业务规模，与境内机构相比还是有相当大距离。所以，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对于我国总体金融稳定的冲击是比较小的。
所以，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可以快一些，而资本项目的开放要更加谨慎一些。一个主要的担忧是资本大进大出，有时会冲击金融稳定。
总体来看，我认为目前金融开放的格局基本上还是按照2001年我国加入WTO时的方向和策略，现在的进程似乎进一步加快了。
新京报：资本项目的开放应该如何去推进？
黄益平：对于资本项目开放，我国过去的策略长期都是这样定的：优先进来，“先进后出、先长期后短期、先直接投资后投资组合”。我认为现在还是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向。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资本项目开放的程度肯定也要不断提高，但是一个客观的问题是，我国现在的金融改革尤其是监管体系的改革还没有完成，所以在开放上还是需要相对谨慎一些，要防止资本项目开放过快。一方面，开放可以带来各方面的好处，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开放也可能会带来短期内资本的大进大出，尤其是一些热钱的大进大出，这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就会比较大。所以，我国应该进一步地推进稳健的资本项目开放，同时要对其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有高度的警惕，在资本项目开放的策略上要比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更加稳健一些才好。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首先要解决汇率灵活性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我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和难点是什么？
黄益平： 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尤其是人民银行的官员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人民币国际化，归根到底，无非就是让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被接受，这就涉及人民币在支付系统中的使用，在结算中尤其是贸易和投资结算中的使用，以及作为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从2009年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就开始加速，取得了很多的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我国的汇率不够灵活。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人民币的进出、资本的进出应该变得更加自由灵活，但是在推进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客观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弹性总是不够，汇率一波动市场就比较紧张，形成贬值预期，因此2015年的时候央行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稳定汇率，包括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这意味着资本流动不那么自由，结果客观上导致人民币国际化是走了回头路。所以，我认为现在要重新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恐怕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汇率灵活性的问题。
与汇率灵活性相伴随的是资本项目开放的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要让别人愿意持有人民币，除了人民币是一个有价值的、值得投资的资产以外，还要让海外的非居民（个人和机构）拥有持有人民币的渠道，离岸市场是一个方面；对很多机构尤其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各国央行来说，他们可能要购买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主要是人民币国债，就要通过资本市场。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国的资本市场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开放。
新京报：你提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汇率弹性不够，我国央行的工作目标始终将“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相并列，你认为增强弹性和保持稳定能否同时做到？
黄益平：我觉得这有点像哲学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还是应该走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我们的政策语言里确实这两点是同时说的，但是不见得这两点就一定是矛盾的。央行其实是三句话同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要逐步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弹性，第二句话是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第三句话是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稳定。我理解这三句话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多地由基本面来决定，也就是说由市场来决定，这实际上同时也要求在未来汇率的灵活性要不断增大；但是在短期内，可能我们还是不愿意看到汇率水平的大起大落。所以这是一个短期和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区别，特别短期内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汇率的灵活性要提高。
从目前我们已经看到的状况来看，我认为更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是进一步提高汇率的灵活度。因为我们的汇率改革最终是要逐步走向所谓的“清洁浮动”，如果一直死守着一个非常小的区间，这会给其他很多政策造成很大的制约，包括前面说的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同时现在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美联储加息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很大制约。美联储最近一直在加息，导致中美之间的利差在缩小，如果我国不跟随加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就会上升。现在实际上国内经济比较疲软，需要货币政策对经济有适度的支持，虽然宽松的空间不是很大，但适度的支持也是应该的。但目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无法进一步的宽松，原因就在于美联储加息。为什么美联储加息我国无法宽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汇率不够灵活。
新京报记者 侯少倾摄
新京报：美联储加息进程中人民币的贬值在今年下半年以来表现很明显，市场再度论及是否“破7”。央行也先后采取了多项干预措施，包括调高银行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20%、重启逆周期因子等。如何评价这些干预措施？你认为“破7”这一点是否重要？
黄益平：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央行采取措施保持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我国的金融体系还不是那么稳健，金融市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顺周期机制，或者说很容易“超调”，如果放任人民币贬值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一些冲击。所以央行采取一些逆周期的调控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把可以接受的汇率浮动区间放得有多宽，或者放得有多窄。如果太窄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和固定汇率差不多，实际上就导致了我刚才说的一系列政策的制约。这也涉及“7能不能破”的问题。我认为，对于“破7”这一点肯定要谨慎，不是说随便破了“7”也行，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对“7”都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如果一直不让它破，一直“守着7”，这是不是最好的结果，恐怕也不见得。我认为，如果让人民币破了7，但不是崩盘式的调整，市场是会慢慢地适应的。汇率的波动和市场的恐慌，其实是相互对应的关系。如果原来汇率一直不动，突然一动，市场当然会紧张得不得了；但如果汇率本来就比较灵活，来来回回地动，那么中间波动一下，市场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就像2015年央行启动了中间价的改革，但中间价汇改导致的不到2%的贬值，引发了大面积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就是因为原来汇率从来不动。
因此，要慢慢地让市场接受汇率是要波动的，在增加汇率灵活性的同时要考虑一个度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国家，汇率上上下下幅度很大，也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在这两者之间要求得一个平衡。
金融改革要强化市场机制
新京报：我国的金融改革也已进行多年，如何评价此前的改革进程？你曾经提出过“以开放促改革”的观点，在现阶段的开放水平下，我国的金融业重点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
黄益平：我们过去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金融机构很多，规模很大，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比较庞大了；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较多，专业的说法叫抑制性的金融政策，程度还是比较高。我们曾经用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130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其中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排在第14位，可见还是很严重。这样的一个金融体系，在过去似乎没有影响到支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影响到支持金融稳定，所以应该说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还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政府的干预一定是一个坏的东西。
有很多研究发现，在改革的早期，尤其是监管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适度的政府干预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是有一定正面意义的，当然我们不否定也有负面的影响。有正面意义的原因在于，第一，我国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一体系在把储蓄转化成投资的过程中，效率是很高的。第二，我国很多金融机构是国家持股，即使在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不会受到影响，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不良率高达30%以上，但是没有出现挤兑，没有发生银行危机，原因就在于政府的介入。所以，虽然我们从经济学的分析来看，过去这套体制存在一定问题，但应该说实践中还是比较有效。
但是，过去这套体制可能不再适应现阶段的发展了。第一，过去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能够支持经济发展，是因为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粗放式的扩张，依靠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银行去支持这样的模式是非常容易且有效的。而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转为中高速水平，现在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下一步要依靠创新，要依靠产业升级，这时再由原来的银行体系来支撑可能有一些困难。第二，过去我国的老百姓都把钱存在银行，现在人们越来越不安心于只是把钱存在银行，而是去做投资，创造更多的资产性收入，所以这个时候我国的金融中介需要进行更大的调整。第三，政府在一定意义上保障了金融稳定，但这是很难持续的，不可能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就兜着，这样到最后问题会越来越多，也会影响效率。
所以，总体来说，我国金融体系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改革的方向，依然是按照40年前开始时的方向，就是强化市场机制。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未来银行依然很重要，但是需要有更多其他形式的金融中介，尤其是进行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要真正地让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过去政府的管制比较多，对金融效率还是有一些影响，下一步还是要更多地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来决定风险定价。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要改善监管，其主要目的是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编辑 李薇佳 梁缘 校对 李铭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