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福利 | 傅莹：那些国际论坛上的和风与疾雨
编者按
我过去做外交工作时，出席过一些国际论坛。在我进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之后，收到国际性会议的邀请就更多了。每年我都选择几个与中国关联度高的国际论坛出席，发表演讲或者参加辩论。在国际论坛上谈中国是比较富有挑战性的，常会出现新观念和老观念的对撞，历史和现实场景的交集，中国和西方话语的交锋。在这样的场合，我感觉到为自己的国家发声的责任。每每能用自己的努力，维护和阐释国家的政策和立场，说服一些人，哪怕只是减少一点陈旧的偏见，我也会感到欣慰。
下面选择了我的新书《我的对面是你：新闻发布会背后的故事》中，我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些经历作为案例，与读者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
初识慕尼黑安全会议
始于 1962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的世界防务大会，每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
第50届慕安会于2014年1月31日至2月2日举行，适逢中国春节，那是我第一次应邀出席慕安会。那一年慕安会关注的重点包括跨大西洋安全格局、新兴国家与全球治理、欧债危机和欧盟的未来、马里和叙利亚局势、伊核等问题，现场聚焦最多的是乌克兰内部的形势。我和几位助手在1月30日除夕那天飞离北京，抵达慕尼黑。
▲资料图片：2014年，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与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在会场交谈。
我作为嘉宾出席了主题为“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大会论坛，主要讨论的是全球力量与地区稳定的问题。出席论坛的另外三位嘉宾分别是克罗地亚总统伊沃·约西波维奇（Ivo Josipovi）、美国国会联邦参议员林德赛·格雷厄姆（LindseyGraham）、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克里希南·梅农（Shivshankar Menon），主持人是美国联邦参议员、退役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 G.Stavridis）。
这几位当中，除了两位美国参议员，其他两人我都认识。我访问克罗地亚时曾拜访过约西波维奇总统，他对中国充满兴趣，当时我们谈得很愉快，印度的梅农则是我多年的朋友。但很明显的是，这几位嘉宾的背景和关注点差异很大，我很好奇这个论坛将如何找到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聚焦点。
然而，主持人斯塔夫里迪斯参议员似乎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自己的“聚焦点”。他一开场就说：“今天坐在台上的有五位嘉宾，其中四位来自民主国家。”这样的介绍从一开始就把我划到了对立面，让我成了来自另类国家的代表。而这恐怕也是当时欧洲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审视中国的视角，即“中国是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是错误的”。西方国家与苏联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自认为最终赢得了对共产主义的“胜利”，“历史已经终结”。未曾想，中国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不仅没有垮掉，而且继续生存发展，路越走越好、越走越成功，这是他们无法理解的。这位美国参议员与来自中国的代表坐在一起，显得气儿不打一处来。他的无端挑衅虽然也让我感到有些气恼，但此刻我保持了冷静，脑海里面想的是更重要的问题：如何摆脱他设定的套路。
论坛的议题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主持人的话并没有引起其他人的响应，各位嘉宾在接下去的发言中都没有涉及政治分歧问题。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考虑，一方面必须跟上论坛话题的节奏，向大会传递中国的立场和观点，但同时又不能对美国参议员的挑衅无动于衷。那天亨利·基辛格（HenryAlferdKissinger）博士也坐在台下，他的座位很靠前，我能看到他正在朝我微笑。我与他已经很熟悉了，我们围绕涉及政治分歧的话题进行过多次辩论和探讨。但是，今天不是争论具体分歧的场合。如何回应美国参议员貌似无心却又非常刻意的政治挑衅呢？我从基辛格的微笑中看到了期待，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轻松化解的角度。
我先笑了笑，说，昨天是中国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这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全国放假7天，人们无论身在天南海北，都要设法在除夕夜之前赶回家，与父母家人团聚，一起吃年夜饭。当中国人都在团圆中或者奔向团圆的路上时，我和几位同事坐了 9个小时的飞机，赶到慕尼黑，错过了与家人的团聚，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与你们增进彼此的了解。
▲资料图片：2015年，傅莹与基辛格在一场论坛上进行对话。
说到这里，我可以听到会场上响起一片轻轻的笑声，也可以看到基辛格在微微点头，显然他认可了我这种迂回的应对。而现场的听众也很有悟性，我对斯塔夫里迪斯刻薄的态度做出这样一个清淡的影射，就足以让他们心领神会。我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场面，就继续往深说下去：“当然，这个了解的前提是彼此尊重，包括对各国基于不同历史而探索和构建的政治制度的尊重。中国改革开放 30多年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功。”
当时，如果我直接与主持人对抗，无异于接受了他的阵营划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不攻而破的最好办法是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把之前对方所做的价值判断和制造出的氛围都抹去，彻底摆脱原有的限定环境。这样就能把话头引上一个新的台面，在不受制约的环境中陈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之后的讨论就进行得比较顺利和正常了，嘉宾们各自发表观点，并且与台下的听众互动。会场上连续有人向我提问，可以从中感受到他们对中国浓厚的兴趣。
论坛结束之后，伊辛格走上台来向我祝贺，也表示了歉意，说以后一定要尽力避免慕安会的会期与中国春节冲突。他很感激我的参与，希望今后多来参加慕安会。他认为，中国的形象需要由中国人来表现和树立，慕安会讨论世界性的安全话题不能没有中国人的声音。
谁“控制”朝鲜？
2016年2月12日至14日，我再次应邀出席慕安会，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大会论坛，并且做了题为《秩序及其再构建》的演讲，围绕对“秩序”的认知差异谈了看法。
▲资料图片：2016年2月，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中国与国际秩序”论坛。
那次慕安会上参加讨论的嘉宾有：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Rudd）、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Ng EngHen）和美国国会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科克（Robert Corker）。科克之前访问过中国，围绕朝核等问题与我有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很重视我的观点，但是我们往往“道不同”，很难说服彼此。
那次我演讲时他坐在台上，可能听不太清楚我的讲话，他索性回到台下的听众席，听完才回到嘉宾的座位上。论坛的主持人是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总裁韩博天（SebastianHeilmann）教授，按照事前的安排，嘉宾们要围绕中国与国际秩序、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回答听众的提问。
我每次确定出席某个国际论坛之后，都要认真做些功课，不仅要研究论坛的主题，还要了解主持人和其他嘉宾的背景，从他们公开发表的文章和讲话中了解其观点和立场，尤其对主持人要多做一些研究。有时会碰到对中国偏见比较深的主持人，更得事先做好发生对抗性辩论的准备。这次的主持人韩博天是一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他以往的言论看，他对华态度友好，主张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建立新的连接点。
根据这些资料，我判断在这次论坛上面对的将是一个相对平和的主持人。但在现场让我出乎意料的是，韩博天显得咄咄逼人，一再把话头引向朝核问题，并且把矛头对准了我，质疑中国的立场和作为。他似乎想让听众觉得，朝核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都是中国人“不作为”惹的祸。我估计他反映的也确实是欧洲人在媒体影响下普遍持有的看法，因此，他的言论在会场上是有共鸣的。面对他的追问，我没有马上反击，他反复地挑衅，一直把我逼到“墙角”。他此刻似乎觉得自己占了上风，隔着其他几位嘉宾，眼睛盯着我，严肃地问：“中国是不是已经完全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我可以感觉到会场上出现的张力，觉得到了该做出回击的时候了，在这样的时刻回击才能实现借力打力的效果。
▲资料图片：9月18日，在朝鲜顺安国际机场，韩国总统文在寅（左）向热情迎接的朝鲜民众挥手示意。（韩联社）
回答他的问题，无论说“是”或者“不是”，都会默认提问者设定的一个大前提，即：中国能控制朝鲜，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中国的责任。韩博天这样提问，本身就是基于对中朝关系和中国外交政策的错误判定。我不能陷入“是”与“不是”的辩解，必须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质疑提问的合理性。当然，在现场听众一边倒地认可主持人观点的情况之下，如果我回应的态度过于强硬和富有对抗性，不仅难以赢得听众的认同，也会显得不自信。
我注意到他在讲话中无意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关于国家平等的基本原则，可以成为反驳的切入点。所以，我选择了用笑呵呵的方式回应：“对一个国家失去了‘控制’？这种说法很西方化。”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现场听众就“哄”地笑了。
主持人马上意识到了自己提问中的漏洞，表情开始有些不自然了。我可以感觉到听众开始站到我的一边，就趁热打铁，接着说：“中国不是这么想的，我们不控制任何国家，我们从来没有控制过任何国家，我们也不想被控制。”顺着这个势头，我进而阐释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强调说，“我们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我们了解他们有安全关切，希望美国能与朝鲜一起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希望朝鲜停止这种危险行为。王毅外长同克里国务卿在慕尼黑就朝核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好的交谈，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向媒体讲的，一是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岛都不能有核，二是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三是不能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往同一个方向努力，通过对话和沟通解决所有国家的关切。”
我这些年的一个切身感受是，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信息存在比较大的缺失，偏见和谬误很容易有市场。因此，中国人在西方主导的国际论坛上经常会处于不友好的环境之中。如果一遇挑衅就争论起来，不一定能赢得听众的认可，也就难以达到传播的目的。所以，我尽量寻找比较有利的时机和恰当的切入点去反击，争取达到赢取听众的效果。当然，这需要事先做一定的准备，包括对自己的论点和表达方式进行打磨和练习。
辩驳与争论
第 53届慕安会于 2017年2月17日至19日举行，王毅外长出席了全体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合作理念做出正确抉择》的主旨演讲。我再次收到与会的邀请，作为嘉宾参加“东亚安全与朝鲜半岛”的分论坛，其他嘉宾还有韩国外长尹炳世（Yun Byung-Se）、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美国国会参议员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CTBTO）执行主席拉希那·泽博（Lassina Zerbo），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担任主持人。程序是先由嘉宾轮流发言并讨论，之后回答听众提问。
▲资料图片：2017年2月17日，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慕尼黑出席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全体会议上发表题为《坚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确抉择》的主旨演讲。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到了会场我们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项内容，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John Chipman）介绍刚刚发表的《全球军事能力评估报告》。我在英国当大使时曾多次前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讲话和参加研讨，并在那里认识了奇普曼。他花了7分钟的时间介绍报告，话里有话地评论亚洲国家的军力发展，尤其谈了对中国军备增长的关注。
他的介绍技术性很强，给现场的感觉好像亚洲“山雨欲来风满楼”。主持人陆克文在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后，就让嘉宾们发言。韩国外长按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发表了关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讲话。轮到我了，如果我只讲原来准备好的内容，就错过了反驳奇普曼的机会。
我没有提前做功课，因此回避了对他的报告做具体评论，而是选择从一个与此次慕安会的整体氛围相关联的角度切入。我说：“欧洲与亚太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欧洲的人来说，看看欧洲如何审视和反省自己也很重要。然而，奇普曼先生的讲话，似乎在观察亚洲时换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例如，昨天和今天欧洲国家的总理和国防部长们在讨论中关注的是，北约成员国如何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大家对这个问题正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是在谈到亚洲的时候，奇普曼先生似乎认为，亚洲人做得太多了。”
我顺势讲道，中国国防费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左右。“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希望大家看问题的标准也能逐渐一致起来，平等地看待对方，我们并非敌人。我赞成应该有好的关于军备发展的分析报告，各国都应该能更好地向对方解释自己的行为，让彼此都感觉舒适。”
▲资料图片：2017年2月，傅莹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参加“东亚安全与朝鲜半岛”论坛。
我接着说：“我与很多中国人一样，为国家终于能够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保卫自己而感到骄傲。中国过去遭受了很多苦难，今天终于能够独立自主，中国的和平与安全也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
我回应奇普曼讲话的关键点是，指出他对中国采取了“双重标准”。奇普曼想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军备建设对亚洲构成“威胁”和“挑战”。而就在这次慕安会上，北约成员国面对的要求是，将国防费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 2%，以更多地承担欧洲安全经费。这种压力来自北约的实际主导者美国。我的这个回应比较有效地化解了奇普曼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意图。
第一回合之后，论坛的讨论焦点不出意外地转向了朝核问题，显然无论是嘉宾还是听众，都期待听到嘉宾们的观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拉希那·泽博是位核裁军方面的专业人士，我在会议前一天约他见过面。在参加国际论坛之前，只要条件允许，我会争取与每位嘉宾接触一下，提前沟通彼此观点。否则，如果遇到特别不了解的人，在台上很难预判对方会说什么。
我向泽博介绍了中国对解决朝核问题的立场，尤其是王毅外长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方案。他从专业角度马上意识到中国的主张是当前最现实的起点，并表示赞同和支持。我还把即将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关于朝核谈判历程的长文送给他参阅。第二天泽博再次见到我时已经连夜看完了长文，用他助手的话说：“泽博完全被说服了。”我们商量在论坛上如何相互配合，泽博表示一定要督促美国和韩国的嘉宾对中国的“双暂停”方案做出回应。
在论坛上，泽博直接向韩国外长和美国参议员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同傅莹大使说的，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怎么能让朝鲜同意停止核试验，或者停止继续发展自身核能力的计划。中国可以敦促朝鲜参与谈判，但同时建议推迟或者停止军事演习，因为这些对朝鲜来说都构成威胁。傅莹大使的意思是要减轻压力，给予朝鲜更多的安全感。这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份计划摆在桌面上，大家该如何反应？”
美国参议员沙利文可能没有估计到这个问题，也可能对背景不甚了解。他的回应有些应付：“我的初步反应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美国，也涉及我们的盟友，韩国和日本。我觉得，在这个地区，美国不能单独做出任何难以与我们的两个盟友达成共识的决定。我们的目标是半岛的无核化，但遗憾的是，你提到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贯表现得毫无信誉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军事演习非常重要。而且停止联合军事演习并不是单方面的决定，美国需要与盟友协商达成共识。”这个回答有点绕，也回避了美朝如何谈起来而不是打起来这个主要问题。
这样的回应刺激了泽博继续追问，在论坛结束前，他再次把话题拉到这个问题上，但是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这样的辩论虽然难以得出结论，但是中国合情合理的主张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赞许。后来我与泽博保持着联系，也与美国参议员沙利文在华盛顿再次见面和交谈，他很希望多了解中国，愿意为美中加强沟通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桂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