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沙希利•浦洛基获顶尖非虚构奖：切尔诺贝利与苏联的崩溃
本周三11月14日，哈佛大学乌克兰史专家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荣获英国最顶尖的非虚构文学奖 Baillie Gifford 奖，奖金高达 30,000 英镑。沙希利·浦洛基凭借《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从 247 本参赛书中脱颖而出。
获奖者沙希利·浦洛基是哈佛大学乌克兰研究所所长，1957年生于俄罗斯，但成长于乌克兰，专攻东欧思想与文化、国际关系史，主要致力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史的研究。他的著作丰富多元，且充满洞见，各项历史著作均获得了各个领域内的标杆奖项，尤其在俄罗斯历史和乌克兰历史方面，经常横扫该领域的年度奖项，曾经连续三年（2002-2005）获得美国乌克兰研究协会颁发的最佳著作奖项。著有《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欧洲之门：乌克兰2000年史》、《斯拉夫民族之起源》和《雅尔塔：决定世界格局的八天》等十多部专著，并已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出版。
作者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
正如书名所示，《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讲述的是 1986 年 4 月 26 日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作为世界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不仅周边城市彻底沦为废墟，还让河流下游居民的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这部著作中，沙希利·浦洛基主要讲述了消防员、科学家、士兵和工程师等被迫送去关闭核反应堆的人的悲惨故事，借助他们悲壮的英雄主义行为来揭露苏俄帝国在政治上颟顸、政权对科学的无知、政府对民众的蔑视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沙希利·浦洛基对核泄漏事故余波的书写。而他自己，就成长于核反应堆下游 300 英里的地方。作为亲历者和受害者，沙希利·浦洛基自己也被诊断出甲状腺受到了当年的核辐射影响。
《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Chernobyl History of a Tragedy），版本：Allen Lane，2018年5月。
Baillie Gifford 奖的前身是塞缪尔·约翰逊奖，在 1999 年到 2015 年之间，由匿名人士捐赠设立，向任何国籍的作者开放，获奖者将得到 20,000 英镑奖金，旨在奖励涵盖时事、历史、政治、科学、体育、旅游、传记、自传和艺术等领域的最佳非虚构文学写作。有趣的是，塞缪尔·约翰逊奖的前身是 1987 年到 1997 年之间的 NCR 非虚构文学奖；2016 年，改由总部位于爱丁堡的投资公司 Baillie Gifford 每年赞助 30,000英镑，更名为 Baillie Gifford 非虚构文学奖，依旧致力于奖励世界优秀的非虚构文学写作者，奖项的宗旨依然是“所有的好故事都是真实的”。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而言，关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史的关注，更多的来自于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记者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这部作品是她从1985年起，历时12年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在1997年才正式出版的。然而，沙希利·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是当今对于该历史事件最为全面的历史著作：从1986年苏联统治时期的核反应堆爆炸，到苏联垮台后乌克兰政府继续使用核电站发电，2000年12月才彻底关闭，一直到2018年5月完成受损反应堆的最终处理。
辐射警告标志，位于关闭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10公里禁区内。
成长于乌克兰的沙希利·浦洛基，就住在下游500英里的地区。在切尔诺贝利核爆炸之际，他的同学、朋友、亲戚乃至于他早年在乌克兰执教时的学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当时的环境、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他的一名大学同学，曾经在灾难区担任警察，最终受到辐射而中毒。几年后，他自己也被诊断患有辐射症状的甲状腺炎。在接受 Baillie Gifford 评委的采访时，沙希利·浦洛基说，真正促使他写作这本著作的缘起，是他去参观切尔诺贝利禁区时，年轻的导游是在核爆炸之后才出生的，这让导游无法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影响，使他真正想要讲述这一段悲惨的历史。
1986年，当时的乌克兰仍然是苏联帝国的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受害者，沙希利·浦洛基尽管可以随时向世人讲述这场灾难的来龙去脉，但无论从地理还是从历史来说，他又总觉得自己与这场灾难离得太近，而且幸存者的证词也多少会显得略带情绪化的倾向。作为历史学家的他，一直深感自己欠缺批判的距离，生怕自己无法处理自我的位置而影响了对这段灾难的叙述和研究。
但是，随着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以及后来与俄罗斯之间的各类冲突，他发现这些事情的核心问题，其实就在于当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爆炸所带来的历史性持续影响。在他看来，切尔诺贝利灾难的发生，“结束了一个时代，并重启了另一个时代”。由核爆炸导致的核泄漏灾难，促使当时社会对于生存环境的抗议活动演变成爆炸性的环保民族主义，切尔诺贝利周围的社会抗议演变成乌克兰的独立运动：“乌克兰的公投运动是对垂死挣扎的苏联帝国的最终打击。”在沙希利·浦洛基看来，切尔诺贝利的核辐射最终释放了苏联垮台的社会辐射效应。与沙希利·浦洛基持相同看法的，还有当年领导民主运动的诗人Ivan Drach：“切尔诺贝利唤醒了我们的灵魂，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处于深渊边缘的真实情况。”为了保护乌克兰不再发生灾难的唯一方法就是从苏联帝国独立出来，乌克兰独立运动的催化剂就是切尔诺贝利的4号反应堆。
乌克兰人抗议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并在1990年4月要求独立。
在《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中，沙希利·浦洛基还认为，戈尔巴乔夫打出的政治牌“Glasnost”（即开放政策），就来自于切尔诺贝利造成的社会冲击和时代影响。戈尔巴乔夫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所提出的Glasnost政策，冲击了苏联的暗箱政治，影响到了所有人的生活与命运，不仅影响了非共产党员的普罗大众，还影响到了苏共党员、克格勃特工和各级警察等在内的所有持苏联身份的人。尽管在沙希利·浦洛基看来，与其说切尔诺贝利的核爆炸源自涡轮机的灾难性故障，毋宁说这是一场等待发生的世界灾难。因为4号反应堆的爆炸根源，深深地根植于苏共对生产目标的痴迷与盲目追求，以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偷工减料。
灾难发生后，随着辐射指数的飙升、西方国家对信息披露所带来的社会压力，以及乌克兰医院持续不断增加的核辐射患者，被害者及受影响群体对苏联政府要求公布详细信息所造成的公众舆论，克里姆林宫不得不打破沉默，迫使苏联政府在Glasnost政策边缘逐步进行信息公开，直接促使了苏联审查制度的衰落。五年之后，最终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和灾难之后暴露出来的计划经济体系功能失调等综合因素，苏联帝国被自己内部的种种问题所摧毁。所以，沙希利·浦洛基认为，由于冷战时代的西方压力，以及核灾难带来的社会辐射效应，加速了苏联帝国的最终垮台。
1986年5月，直升机被派往处理受损反应堆。
在搜集档案和资料时，沙希利·浦洛基发现，苏联克格勃实际上一直都在对核工业进行非常密切的检测，也一直在向克里姆林宫输送相关的事故报告，但苏联政府长久以来都极力将信息的真相进行隐藏封存。在对当事人的采访中，沙希利•浦洛基也发现，当无法阻止反应堆温度升高、巨大的爆炸震荡了核电站后，号称拥有数十年核工业经验的科学家们竟然惶惶无策，在混乱的争吵之后才敢于承认核反应堆起火了。此外，克里姆林宫也严重误判了灾难的规模，无视乌克兰人的生命安全，几天后依然坚决要求乌克兰当局在基辅市中心组织五一劳动节的全民游行，让作为苏联体制的受害者继续在街道上排队等待观看苏联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展示。
在被媒体问到戈尔巴乔夫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中的表现时，沙希利·浦洛基认为，他是历史的罪人。在他看来，真正应该为灾难负责的人无非两种：那些做出荒谬决定而导致灾难的人，和那些保持沉默、掩盖真相而蔑视普通民众生命的高层人士。戈尔巴乔夫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前一年上台，在冷战的对峙和竞赛下，他要求苏联的核工业要在未来五年内增加一倍的新反应堆数量，希望借助核工业的发展来刺激濒临死亡的苏联经济。核爆炸发生后两个多星期，戈尔巴乔夫才正式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虽然承认了事故的发生，但并没有将灾难的真相昭告天下，反而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际政治外交的影响层面。尽管认为戈尔巴乔夫有罪，但在沙希利·浦洛基看来，切尔诺贝利爆炸的灾难也冲击了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决定；虽然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承认究竟发生了什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他才意识到除了公布信息之外别无选择，最终改变了自己对苏联政策的决议和方向。
爆炸发生前几个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控制室。
本届 Baillie Gifford 奖，由《经济学人》文化记者菲亚梅塔·罗科（Fiammetta Rocco）担任评委会主席。她在颁奖典礼上评价沙希利·浦洛基的《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时，特别赞誉了这本书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以及对无法忘却的细节记录和戏剧性的影响研究；与此同时，她还表示，最值得称赞的是沙希利·浦洛基在研究和写作中所表现出的道德伦理。作为2018年的本届获奖者，沙希利·浦洛基表示，“随着全球变暖的气候影响，很多人认为核能是最干净的能源而尝试将其作为气候问题的解决办法。然而，我从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性悲剧中得到的教训是：当它安然无恙时，核能是世界上最干净的能源；但当事故发生时，核能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能源。”
同时，沙希利·浦洛基还说道，专制独裁的政策、蔑视公众的福祉，以及对核能问题的安全疏忽，是我们时代至今仍有的危险存在；住在切尔诺贝利附近的人们，以及垂死挣扎的苏维埃帝国，早已验证了这种危险的成本。英国《卫报》记者在谈论这本书时特别提到，目前的核电站基本都建立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方，仅中国就有21座，俄罗斯有9座，印度有6座，埃及有2座，而这份核电站建造名单依旧在不断增加。
作者：新京报记者 萧轶
编辑：风小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