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大教授建议撤回“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
[编者按]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阙维民近日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8年第4期发文指出，“北京中轴线”项目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的可信性、均衡性、真实性与完整性。
他认为，2013年进入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北京中轴线”项目，因混淆了物质与非物质之文化遗产性质，名实不符，且以包含紫禁城与天坛两项世界遗产地的方式再另项申遗，是对紫禁城中轴线遗产价值的否定。
他指出，该项目审遗的论据大可商榷。梁思成先生赞誉的“南北中轴线”的物质遗产内容与“北京中轴线”项目大相径庭；都城营建的“中轴线”方法，未见载于中国典籍（包括《周礼•考工记》）；“天地中间”论，纯属牵强附会之论。另外，该项目的历史年代划界不清、历史发展脉络阐述不全。
因此，阙维民建议，为了维护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国际形象，将“北京中轴线”项目从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撤回。
文章总共将近三万字，以下我们特地撷取精要部分，以供讨论。全文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阙维民 本文图片均来自“CHG历史地理学”微信公众号
有关“北京中轴线”的研究成果，浸润着所涉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对保护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情怀、包括“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情怀，值得后来研究者的尊重。然而，鉴于“北京中轴线”项目名称本身及其遗产价值的认定均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的事实，若将申遗情怀变成工作目标付诸实施，则将有损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已有研究著述从不同的视野触及到这一问题，笔者在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分析，撰述此文，敬请同好批评指正。
本文关键词之定义
本文择定的关键词是：南北中心线、中轴线、“南北中轴线”、“中轴线”、“北京中轴线”与世界遗产精神，现分别阐述如下。
1。有关“中线”的关键词
鉴于“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与相关研究著述中，以及政府规划文本与媒体报道中，出现了多种类似或相关的“中轴”关键词，如中轴线、南北中轴线、南北轴、南北中轴线及其延长线、城市轴线、城市中轴线、传统中轴线、传统城市中轴线等，有表述为物质形态的，有表述为非物质形态的，有表述为物质与非物质混合形态的。为了不引起歧义，现将本文使用的有关“中线”关键词定义如下。
1） 南北中心线
本文是指为了实施城市建设、或对已有城市进行分析研究，而人为设定的城市东西中分线，即位于城市平面东西界之中、正南正北向的几何中分线。为非物质形态之虚拟线。
2） 中轴线
本文是指为了实施建筑（群）的设计建造，或对已有建筑（群）进行分析研究，而人为设定的单体建筑平面结构或建筑群平面布局的设计中心线，为非物质形态之虚拟线。
3） “南北中轴线”
本文是指梁思成先生所赞誉的明清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上以及两侧对称的明清建筑群，自南而北全长7.8公里，主要建筑是：永定门、天坛、先农坛、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紫禁城、景山、地安门、鼓楼、钟楼等。
4）“中轴线”
本文是指在“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与相关研究著述、以及政府规划文本与媒体报道中涉及的（1）宫城中轴线与其南北延伸线上及其两侧的相关建筑（群）所组成的物质形态之都城南北向地带；（2）宫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所构成的非物质形态之都城南北向直线；或（3）上述（1）与（2）的混合。
5）“北京中轴线”
本文是指“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相关研究成果、政府规划文本以及媒体报道中涉及的（1）明清北京城从南部永定门至北部钟鼓楼7.8公里连线之间及其两侧的历史建筑（群）所组成的物质形态之南北历史地带；（2）明清紫禁城中轴线北延至钟鼓楼、南伸至永定门的7.8公里长的非物质形态之南北向直线；（3）上述（1）与（2）的混合。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5C战略目标”的遗产可信性
2012年总结贯彻执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5C战略目标”）为： 遗产的可信性（Credibility）、遗产的保护（Conservation）、遗产管理的能力建设（Capacity-building）、遗产管理的沟通（Communication）与遗产地所在社区（Community）的参与。
“5C战略目标”的五个目标之首，即为遗产的可信性。
1。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之悖
世界遗产项目的可信性体现于多方面，但其可信性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是遗产的物质性，而不是非物质性。
被列入UNESCO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是物质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双重遗产；而被列入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项目，是非物质遗产，准确地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遗产价值论证，则必定涉及该非物质遗产项目的物质载体。
“北京中轴线”预备世遗项目的主要遗产内容是：永定门、正阳门、天坛、先农坛、天安门广场建筑群、太庙、社稷坛、紫禁城、景山、鼓楼、钟楼、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历史街区、北海水系、六湖水体（其中，紫禁城与天坛是已被列入UNESCO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与遗产项目）。有研究更具体地罗列了“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主要建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国家博物馆、人民大会堂。这么庞大的城市历史街区、建筑群、建筑物和水系，分布在北京古城内南北向中心地带，在平面形态上呈现出物质形态的不规则带状区（belt area 或 belt），而非（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载上述如此庞大的街区与建筑群的）非物质形态的一条轴（axis）或轴线（axis line）。显然，作为物质遗产项目的“北京中轴线”，名实不符（图1之1-3）。
但在“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遗产价值阐述中，特别强调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建造“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中轴线的规划方法”。而在中国基本古籍库中，从未出现过城市规划设计意义上的“中轴线”一词，更没有独立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规划方法或思想（下文详述）。即使假设有之，那也不是物质形态、而是非物质形态的。
因此，如果以非物质形态的“中轴线”去论证物质形态的、分布在北京古城内南北向中心地带的历史街区、建筑群、建筑物和水系，那么，“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的名称，应该更名为“北京古城南北历史中心地带”，简称“北京历史中心带”、“北京古城中心带”或“北京中心带”。
反之，如果以物质形态的、分布在北京古城内南北向中心地带的历史街区、建筑群、建筑物和水系，去论证非物质形态的“北京中轴线”，那么，“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应该去申报UNESCO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非申报UNESCO世界遗产名录。
图1：“南北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之差异
Fig 1：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th-North Central Axis” and “Central Axis of Beijing”
2。北京“南北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之内容大相径庭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论据之一，是梁思成先生赞誉的北京“南北中轴线”，但两者所述的物质遗产内容，大相径庭。
梁先生对中国传统建筑作过多次总结，除1944年在其著《中国建筑史》总结的八个特征外，还包括：七个特征（1953）、九个分类（1953）、九个特征（1954）、八项艺术技巧（1961）与九个特征（1964）。梁先生认为“都市设计，实即为建筑设计之扩大，实二而一者也”，故将“城市的总体形和总布局”（1953）与“有规划的城市”（1964）纳入他的中国传统建筑分类与特征总结中。
在1950年代初的特殊年代，梁思成先生一腔热血地竭力保护明清北京城、反对拆城改造的爱国情怀，受到世人的敬重，并永载史册。在研究和考察的基础上，梁先生在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建筑布局暨明清北京城市格局中发现了物质形态上（准确地讲，是建筑布局上）的“南北中轴线”，对其充满了热爱并赞赏有加，并以此论证北京古城的辉煌，其目的是保护整座明清北京城。
梁先生于1944年首次提出北京“南北中轴线”之概念：
“就全局之平面布置论，清宫及北平城之布置最可注意者，为正中之南北中轴线。自永定门、正阳门，穿皇城、紫禁城，而北至鼓楼，在长逾七公里半之中轴线上，为一贯连续之大平面布局。自大清门（明之“大明门”，今之“中华门”）以北以至地安门，其布局尤为谨严，为天下无双之壮观。唯当时设计人对于东西贯穿之次要横轴线不甚注意，是可惜耳”。
1951，梁先生再次详细地阐述了“南北中轴线”的主要内容：
“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对列的大街，到达珠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米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过了此点，从正阳门楼到中华门，由中华门到天安门，一起一伏、一伏而又起，这中间千步廊（民国初年已拆除）御路的长度，和天安门面前的宽度，是最大胆的空间的处理，衬托着建筑重点的安排。这个当时曾经为封建帝王据为己有的禁地，今天是多么恰当的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自己的广场！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峋峙，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地，也恰到好处地结束了”。
将梁先生的“南北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的物质遗产内容进行比较，在许多方面大相径庭（图1之1-1、表1）。
有学者曾论及梁先生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而“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虽以梁先生赞誉的北京“南北中轴线”为论据，但实质性物质遗产内容却与之差异巨大（如表1所示），堪称梁先生的又一个悲剧。
3。 “北京中轴线”项目的理论基础（都城“中轴线”）存在争议
“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的理论基础是都城“中轴线”，认为中国古代都城都是依据《周礼•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思想，先设定“中轴线”而后进行规划营建。但这一理论基础，在学术界存在着诸多争议。
中国考古学界认为：“以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轴线的研究，一是统称‘中轴线’，二是认为都城中轴线似乎与古代都城同时出现。其实并非如此，古代都城轴线、中轴线是古代都城发展的产物”。即否定“中轴线”先于都城发展。还有学者明确认为，城市“中轴线”在西汉以前尚未出现，而始现于曹魏邺北城。
“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认为，作为明清北京城的前身，元大都是遵循《周礼•考工记》的“中轴线”思想营建的。但有学者对此不予认可，并论证：元大都的营建，并非据《周礼•考工记》，而是参照北宋开封城与金中都，因地制宜地营建。更有考古学者认为：“元大都只有通过全城几何中心点的东西中分线才是全城的中轴线，而宫城中轴线及其延长线未通过全城几何中心点，也不在全城中间，并仅存在于南半城，故不应称为大都中轴线”。即认为宫城中轴线的延伸线，只要不是都城的东西中分线，也未贯通全城南北，就不是“中轴线”。因而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心区”，即使在论证“中轴线是特殊形式的文化遗产”并考释“北京中轴线”“出炉”的学者，也已认识到“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论证瓶颈”。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代表性、均衡性与可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要求的均衡性
《全球战略》对于世界遗产名录项目类型的均衡性，要求文化与自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陆域与海域、沿海与内陆、城镇与乡村、古代与近代、点状与线性、……的遗产项目数量尽可能保持均衡。这样的均衡性要求，不仅适用于全球，同样适用于各国。
1。“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遗产项目类型与地域的均衡性
在迄止于2018年6月底的中国52项世界遗产项目中，至少存在着四方面的不均衡，其中两项涉及北京。
1）文化遗产（36项）与自然遗产（12项）项目数量不均衡；
2）在文化遗产项目中，城镇遗产（14项）与其它各类（古村落、陵墓、古人类遗址、石窟等类）遗产的项目数量不均衡；
3）在文化遗产项目的行政区域分布上，北京市拥有独立项目3项（天坛、颐和园、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共享项目4项（明清故宫、明清皇陵、长城、大运河），远超其它省（市、区）域；
4）在享有世界遗产项目的10座古城（平遥、丽江、苏州、杭州、登封、澳门、曲阜、承德、拉萨与北京）中，唯北京独享2项。
因此，“北京中轴线”项目的申报，有悖于《全球战略》关于遗产项目类型均衡性与项目地域均衡性的要求。
2。“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是对稀缺申遗名额分配的不公平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于各国世界遗产项目的每年申报数量，在原有每年2项限额的基础上，将会有更严格的限定，而中国各地已有50多项世界遗产预备项目有待申报。面对苛刻稀缺的申报名额，已有2项世界遗产项目的北京古城，本不应该再与全国各地竞争，更不应该为了“北京中轴线”项目的申遗，去包含已被列入世遗名录的北京故宫世界遗产地与天坛世界遗产项目。
由于明代以前中国历代王朝宫殿均已不复存在，而唯明清北京故宫延续保存至今，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宫殿建筑的宝贵物质遗存，因而具有代表中国封建帝皇宫殿建筑文化的独特普遍价值，成为中国首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遗产项目。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对明清北京故宫的评语中，特别述及了“由皇家建筑群物质展现的中轴（a central axis materially represented by the suite of imperial buildings）”与“皇家中轴（the imperial axis）”，只是没有进一步阐述“中轴”的南北延伸线——即非物质形态的“北京中轴线”。因此，非物质形态的“北京中轴线”，是明清北京故宫项目申报时未被充分阐述的遗产价值，属世界遗产地未被阐述的遗产资源。不能因为在申报北京故宫世界遗产项目之时没有阐述，就否定北京故宫拥有这一重要遗产价值，更不宜将其剥离、且再进一步包裹北京故宫而独立另立项目申遗，而是相反，应在适当时候为北京故宫扩展补充这一遗产价值。
在有关“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许多著述与媒体报道中，多以反映明清北京故宫中轴线的照片为附图，这恰恰说明：以明清北京故宫中轴线为主体的非物质形态之“北京中轴线”，是属于明清北京故宫的非物质遗产价值。
此外，为了申报1项世界遗产项目，而去包裹或兼并其它已有世界遗产项目的现象，除扩展项目外，在全球各国的世界遗产项目选择与申报中，似无先例。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真实性——物质遗产视野
自1977年首次颁布并经40年20多次修改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对世界遗产申报项目所要求的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OUV）。
《操作指南》第82款对遗产项目要求的真实性，罗列了8个方面：1）外形与设计（form and design）；2）材料与实质（materials and substance）；3）用途与功能（use and function）；4）传统、技术与管理体系（traditions， techniques and management systems）；5）位置与环境（location and setting）；6）语言和其它形式的非物质遗产（language， and other forms of intangible heritage）；7）精神与感觉（spirit and feeling）；8）其它内在与外在因素（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其中第1-5属于遗产项目“真实性”的5项物质要求。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专家认为：“从《周礼• 考工记》理想中的都城到汉魏洛阳、唐长安城、宋东京城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中轴线的规划方法”。“在北京的城市布局中无论是街道还是重要的建筑，如坛庙的位置都不断地强调了中轴线的意义。这种秩序是《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核心，也是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中都追求的城市形态” 。就物质视野而言，将“北京中轴线”视为独立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规划思想之物质载体，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遗产真实性之1、4、5三个方面。
1。在传统方面，中国典籍从未见载过城市规划意义上的“中轴线”
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轴”词，所获结果，以物质形态的“轴”为主：
1）“轴”的本义是：“持轮也”。
2）据质材，有（木、玉、锦、铁、钢）轴；
3）据形状，有（圆、方、长、短）轴；
4）据位势，有（卧、横、立）轴；
5）据设置方位，有（前、后、上、下、左、右、中）轴。
6）有作为物体的（车、轮、辘、齿、机、杼、竹简书、书画卷）轴。
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轴”：
7）有延伸引用于天文地理的天轴、地轴；
8）有延伸引用于地理形胜风水的“中轴”，如（明）盛时泰的《北京赋》：“近则倚昌平以为脊，敞范阳以为胸……；远则据岳镇之中轴，匀东西之势雄……”。又如（明）汤显祖，《感宦籍赋》：“东绵辽掖，西折凉巂，北逾代薊，南极滇黎，控中轴于长安，剖河山而四维，皆百战之所取，……”；再如明代杭州府城内的宝月山“盖以地蟠中轴，为一方之镇也。
没有检索到延伸引用于城市规划设计意义上的“中轴”或“中轴线”，更无“北京中轴线”，但有明北京城中的“中城”与“中街”。
在涉及明清北京紫禁城建筑群的典籍中，未检索到“中轴（线）”，但有“中路”。可见，对于单体建筑平面结构或建筑群平面布局的中心线，中国的传统称呼是“中路”，而非“中轴”。“中路”也用于行政、军事、道里的“左、中、右”或“东、中、西”之“中路”。
2。在外形与设计方面，中国古代都城从未出现过独立的城市规划意义上的“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认为：“从《周礼• 考工记》理想中的都城到汉魏洛阳、唐长安城、宋东京城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中轴线的规划方法”。这样的论断，仅就南宋都城一个反例，即可证其与史不符。因为南宋皇城位居南宋临安府城最南部，而皇城中的宫城中轴线呈东西向，不可能直线向北延伸而成为南宋都城临安府城的“中轴线”。
据中国都城考古研究结果，在已发掘的都城遗址中，洛阳东周王城、邯郸赵国都城、易县燕下都、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秦都咸阳、汉长安城、两周秦汉洛阳城、东汉雒阳城、魏晋洛阳城、魏晋洛阳城、隋唐洛阳城、南宋临安城、辽上京、金中都、元上都，均未发现东西居中、正南正北向的“中轴线”。
在认为具有“中轴线”的都城中，邺城、元中都与元大都的“中轴线”均未东西居中；而北宋东京城的“中轴线”则呈非正南正北向。
唯隋大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东西居中、正南正北向，但这一孤例，不足以支撑中国古代都城“几乎无一例外地使用了中轴线的规划方法”的论断。况且，唐长安城的规划布局，有“前朝”而无“后市”，也未完全符合《周礼• 考工记》所述的都城规范。
3。在外形与设计、传统与技术方面，明清北京城的营建并未设定“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概念，准确地讲，应该是明清北京故宫中轴线的南北延伸线。这样的宫城中轴线的延伸线，是明清北京城建造完成之后，由南北向中心带建筑布局所展现的对称现象。这种建筑对称现象，是在元明两代的都城建造、改建与扩建中逐步完成的。但以这样的现象，因果相反地得出明清北京城是以“中轴线”为依据而规划建造的结论，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北京城营建发展的历史事实。即不能将建筑群的对称设计思想，理解、扩大为城市规划思想。
在今天北京城区范围内，自辽以后，曾经建造、维修、改建、拓建的城或都城有9座：辽南京、金中都、元燕京路城、元大都、明北平府城、三座明北京城与清北京城（图2）。
（1）辽南京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升幽州为南京[86]，“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八门……。大内在西南隅”[87]。但中国考古界认为，辽南京城周长近似25里（即约12.5公里），“其平面形状略呈长方形”[88]。辽南京“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无直接关系。
（2）金中都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宗望取燕山府，因辽人宮阙，于内外城築四城”（即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四面拓建）。北南墙各长4905米，东西墙各长4453米，城址大略呈方形，周长近12英里（即约21.6公里）。“金中都外郭城的四至是：东北角在宣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南面的黄亭子；西南角在丰台区的凤凰咀村；东南角在今永定门火车站南面的四路通”。金中都“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无直接关系。
（3）元燕京路城
元太祖十年（1216）克燕，初爲燕京路，总管大兴府。世祖中统二年（1261），修燕京旧城。至元元年（1264），都中都。元燕京路城应该是在金中都基础上的维修之城。金元燕京路城“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无直接关系。
（4）元大都
至元四年（1267）始于中都之北建城而迁都；九年（1272）改大都，城方六十里二百四十歩，分十一門；二十年（1283）修大都城；二十九年（1292）七月，完大都城；成宗元贞二年（1296）十月，修大都城；英宗至治二年（1322）七月，修大都城；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冬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甕城造吊桥。“经实测，元大都外郭城的北城墙长6730米，东城墙长7590米，西城墙长7600米，南城墙长6680米。周长28600米…”。元大都“中轴线”若以元大内中轴的南北延伸线为准，则北延至中心阁、南伸至丽正门，全长约3800米，不及“北京中轴线”之半。元大都“中轴线”若以元大都东西居中的实际南北中心线，即以位居元大都东西南北正中心的鼓楼为原点而设计的一条南北向虚线，在元大内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重合）之西而与之不相重合。
（5）明北平府城（1368-1402）
洪武初（1368）改大都路为北平府，将城方六十里的元大都，缩其城之北五里，创包砖甓，为周围四十里的北平府城。明北平府城“中轴线”即承袭元大内中轴线，全长约3800米，不及“北京中轴线”之半。
图2：北京都城演变示意图
Fig 2：Sketch Maps for Evolution of Beijing Capital
（6）明北京城（1403-1418）
永乐元年（1403）正月，以北平为北京，府为顺天府；四年（1406）闰七月，建北京宫殿，修城垣，范围仍为周围四十里。明北平府城与明北京城（1403-1418）的城基范围一致，但前者是府城，后者为京城，且进行了维修。此城“中轴线”与明北平府城“中轴线”，全长约3800米，不及“北京中轴线”之半。
（7）明北京城（1419-1553）
永乐十七年（1419）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即将南墙从明代东、西长安街一线（即元代的丽正门东西向一线），南拓至正阳门一线。此城在东西长安街以北，基本保留了元大都的坊街格局。此城“中轴线”全长约4800米，短于“北京中轴线”3000米。
（8）明北京城（1553-1644）
原计划扩建东西南北四方外城，但两兴两止。第一次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至二十九年（1550），“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既而停止”。第二次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给事中朱伯辰言，城外居民繁伙，不宜无以圉之，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周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补薄，培缺续断，可事半而功倍，乃命相度兴工”。后明世宗“又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决定仅“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嘉靖四十三年（1564）六月丁酉，京师重城成”。此城虽然计划在内城的基础上四面拓建外城，以呈方形城廓，但“其规制具有成议，因经费不敷，事遂寝”，仅实施拓建了南面外城，事实上形成了北城（内城）加南城（外城）的“凸”字形轮廓。此城被清代承袭，并延续经民国至1950年代，故今通常被称为明清北京城。此城“中轴线”即梁先生所赞之“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00米。
（9）清北京城（1644-1911）
清北京城的总体格局完全承袭明北京城（1553-1644），仅作略微调整。
总之，“北京中轴线”是指明北京城（1553-1644）或明清北京城（1553-1911）的“中轴线”，实质上是指明清紫禁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但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设定的北京城建造依据线；它与辽南京、金中都的“中轴线”无关，其长度也远超元大内中轴线以及1553年之前的明北平府城与北京城的“中轴线”长度。实质上，这条7.8公里长的“北京中轴线”，是在元大都的建造与明代北京城的多次改建、拓建的基础上，最后展现的结果，而不是北京“南北中心带”建造的依据或成因。
4。在设计方面，元大都的规划营建是先城后宫、分而实施
史载：元“世皇建都之时，问于太保刘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如果此史料可信，则“以丽正门外……”一句，即证明两个事实：
一是元大内建造前，元大都城廓已完成测量规划甚至已建成，即在规划与施工时间上，是先城后宫、分而实施的。即元大都的营建，首先是确定元大都东西南北四面城墙的方位（甚至已完成了建设），因为只有规划甚至建成了城墙，才有丽正门的确定位置、也才能实施元大内“中轴线”的设定，即以丽正门外之树确定元大内方向。
二是元大内的建造，确以先设立中轴线作为依据，但不能以此推论：元大都的建造，也以先设立“中轴线”作为依据。因为元大都的规划基础，是先设立全城几何中心点作为对全城规划的点线面系统进行测量定位，而非设立“中轴线”。事实上，元大都建造与明北京城改建、拓建前，均为了测量全城四方的定位，首先设置城市中心制高点，而非设置“中轴线”。
为营建元大都而首先设置的都城中心标志性建筑，史载不一。有称钟鼓楼（南鼓北钟）的：“建钟鼓楼于城中”，“鼓楼，旧名齐政楼，此楼正居都城之中”。钟鼓楼所居位置，即今天的旧鼓楼大街，清代“地安门街，迤北近鼓楼者，亦称鼓楼大街，元称十字街，鼓楼北为钟楼，互详城池”。“钟楼之制，雄敞高明，与鼓楼相望，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有称中心阁与中心台（西阁东台）的：“中心阁，在府西，元建，以其适都城中，故名阁；东十余步有台，缭以垣，台上有碑，刻‘中心台’三字”。“至元中（1283）建阁，四阿簷、三重，悬钟子上，声远愈闻之”。“中心台，在阁东十五步。其台方幅一亩，以墙缭绕。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台’，实都中，东西南北四方之中也”。
明北京城（1419-1418）南拓与明北京城（1553-1644）外城拓建之前，景山（“一名万岁山。在神武门北，为大内之镇山，高百余丈，周垣二里”）已垒于城中心。
无论是元代“八隅四井之号”的钟楼、鼓楼，或“东西南北四方之中”的中心台、中心阁，还是明代“大内之镇山”的景山，都是位于当时城中心的制高点。虽然钟鼓楼的主要功能是晨昏鸣钟、击鼓报时，但其最初的实际功能，不排除将其作为建城、拓城的观察测量制高点，以便为了规划城市整体布局，而首先进行测量定位。
中心制高点的观察测量，是为了确定都城东西南北的四方位置。就平面形状而言，元大都、明北平府城（1369-1402）、明北京城（1403-1418）与明北京城（1419-1553），均为东西南北四面之城，只是略呈方形与矩形之区别。
明北京城（1553-1644）外城的最初设计形状亦呈四方形，因取消东西北三面、仅筑南面外城墙，最后呈现内城（北城）加外城（南城）的“凸”字形，则是因“虑工费重大，成功不易”而缩建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客观上彰显了物质形态的“北京中轴线”，尤其是紫禁城中轴线的南部延伸段，但不能因此而得出明清北京城是按“中轴线”规划营建的结论。
5。在外形与设计上，明北京城与明北京紫禁城的建造是各行其事、相互独立
史载：明永乐十五年（1417）改建、十八年（1420）建成的明北京宫殿，“悉倣金陵宫殿之制”、“悉如金陵之制而弘敞过之”。即明北京紫禁城是按照南京宫城为模式，依样画葫芦地照搬于北京景山正南并放大建造的。
北京紫禁城与南京宫城的不同之处在于：（1）北京（北京紫禁城所在都城）呈“凸”形，金陵（南京宫城所在都城）呈不规则形；（2）北京紫禁城的规模“弘敞”于南京故宫；（3）北京紫禁城位于北京城中部，南京宫城位于金陵城东南部；（4）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基本呈正南北向，南京宫城中轴线呈偏东北-西南向；（5）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基本位于北京城东西近中部，而南京宫城中轴线及其南延伸线偏于金陵城东。
明北京紫禁城的建造“悉倣金陵宫殿之制”的史实，从另一方面证实：明北京城的建造与明北京紫禁城的建造，是各行其事、相互独立的。即北京城据元大都改建，紫禁城照搬南京故宫，不存在按“中轴线”规划营建的史实。
6。在位置方面，“北京中轴线”存在四个缺陷
虽然“北京中轴线”实质上是非物质形态的人为虚拟线，但可以通过物质形态的测量工具加以量度或划定。据量测或划定的结果，“北京中轴线”在东西居中、南北方位、中点贯通、建筑红线四个方面，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1）“北京中轴线”的位置不居城中。以明清故宫建筑群中轴线为核心的“北京中轴线”，并不在明清北京城东西居中的位置。今天的东二环与西二环，即位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墙位置，据百度地图测量，明清北京内城（北城）东、西墙相距约6600米。如果“北京中轴线”在北京旧城东西居中位置，则应距东、西墙各约3300米。但位居“北京中轴线”上的明清故宫太和殿与鼓楼，距北京旧城东、西墙均分别约为3200、3400米。即“北京中轴线”在明清北京城中的位置东偏约100米。
2）“北京中轴线”非正南正北向。据实测，“北京中轴线”与实际子午线不平行，而是西偏6度；另说“北京中轴线与子午线的夹角为2度多”。
3）“北京中轴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三折线。因为分布在故宫中轴线南北延伸线上的几处标志性建筑的中轴线（点），不在“北京中轴线”上：“鼓楼为东偏1.38米，永定门为东偏9.26米”。因此，在1964年以后的定线中，将“北京中轴线”“分成三段实施，除故宫中轴线外，将天安门以南称‘南中轴’，景山以北称‘北中轴’”。
4）“北京中轴线”的宽度各段不一。“北京中轴线”各段两侧建筑红线划定的宽度，在50 - 140米不等。由于“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包括了北海在内的六海水系，故“北京中轴线”实际最大宽度已远超建筑红线的划定宽度，就北海所在地段的西侧宽度而言，已达约1000米。
综上所述，“北京中轴线”作为名称史无记载、论证不符史实逻辑、实际量测位置未居明清北京城东西之中、与子午线不平行且交叉成夹角、建筑红线宽度各段不一的三折线，因此，“北京中轴线”项目难以体现《操作指南》要求的真实性。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真实性——非物质遗产视野
《操作指南》要求的真实性之第6（语言和其它形式的非物质遗产）、第7（精神与感觉）属于非物质方面。
就非物质视野而言，用“北京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群来论证中国古代城市“中轴线”规划思想，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遗产真实性之第6方面。
1。在非物质形式方面，元大都“中轴线”位置存在学术分歧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案例论证，追溯至元大都的规划建造。但关于元大都的“中轴线”，学术界存在着四种观点（表2）：
1）元大都东西中分线与元大内中轴线为两条线，而以元大内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作为元大都“中轴线”。元大都“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重合。
2）元大都东西中分线与元大内中轴线为一条线（元大都钟鼓楼位置与明清北京钟鼓楼位置重合），即元大都“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重合。
3）元大都东西中分线与元大内中轴线为一条线[其位置在元代钟鼓楼（元十字街、清地安门街、今称旧鼓楼大街）与今故宫内武英殿附近或武英殿东之断虹桥（元称周桥）一线]，即元大都“中轴线”，但与“北京中轴线”不重合。
4）元大都东西中分线与元大内中轴线为两条线，而以元大都东西中分线为元大都“几何中轴线”。元大都“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不重合，但元大内中轴线与“北京中轴线”重合。
上述四种观点中，以观点1、4为主流意见，前者受到后者的商榷：“元大都只有通过全城几何中心点的东西中分线才是全城的中轴线，而宫城中轴线及其延长线未通过全城几何中心点，也不在全城中间，并仅存在于南半城，故不应称为大都中轴线”。
因此，以元大都为基础而改建、拓建的明清北京城，承袭了宫城中轴线未居全城东西之中的规划设计，导致明清紫禁城中轴线及其南北延伸线即“北京中轴线”未居明清北京城东西中分线的事实。
2。在非物质遗产方面，《周礼》所述都城规划方法是“体国经野”而非“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的理论论证，将“北京中轴线”暨都城“中轴线”规划方法溯源至《周礼• 考工记》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如：“中轴线，源自于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的一种方法”，“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中，这种方法的运用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成书于这一时代的《周礼• 考工记》中城市模式就清晰地反映了对这种规划方法的熟练运用” 。这是对《周礼》城市规划思想的曲解或误解。
1）自汉至清的历代《周礼》研究成果均未涉“中轴线”
据中国基本古籍库检索，共有43种《周礼》（30）与《周官》（13）研究著述，分别出自汉唐、宋、元、明、清学人，其中39种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匠人建国”、“匠人营国”、“考工记”的内容，但全部无涉“中轴”、“轴线”（表3）。
2）《周礼》的城市规划思想
《周礼》分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记六卷，前五官（天、地、春、夏、秋）的开卷之首句，均为“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乃立……”，唯“冬官考工记”开卷为“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层含义。
（1）“惟王建国，辨方正位”——规划都城始于择地与布局
所谓“惟王建国”，即“王者临统无边，故首称惟王，明事皆统之于王，王既位矣，当择吉土以建国为先，故次言建国于中，……” 意即择地于天下之中，规划国都。
所谓“辨方正位”，即“辨別东西南北之四方而正祖社朝市之位”。具体操作，即 “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悬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意即以水准校正地平，再悬槷而看槷在水平地面上的太阳投影（景），以此来测定都城的四隅八方之位，进而规划布局。
（2）“体国经野”——城乡一体的规划设计
所谓“体国”，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意即按规划营造都城。
所谓“经野”，即“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爲都”。意即规划区域、治理国土。
“体，犹分也；经，犹画也。城中曰国，郊外曰野。体国，营其国之宫城门涂，犹人身之有四本；经野，治其野之丘甸沟洫，如织之有经纬”。故“体国经野”，类似于当代的城乡设计、城乡规划、区域规划或国土规划。
（3）“建国”与“营国”——规划都城与营造都城
《周礼》已对“匠人建国”与“匠人营国”分别作了清晰的阐述。
“建国”是指规划都城，其重点或首要措施是“辨方正位”，因为只有确定了四隅八方，才能规划布局都城。
“营国”是指营造都城，其重点或首要思想是“体国经野”，即进行统一的城乡区域规划，都城内划方九里，九经九纬；都城外井牧田野，邑丘甸县。
3）《周礼》的“辨方正位”思想被传承于后世
《周礼》所述“辨方正位”的“匠人建国”方法，被传承于后世。如宋代《营造法式》记为“方圆平直”、“取正”、“定平”；金代《地理新书》载为“四方定位”、“取正”、“定平”、“五行定位”等。
元大都的规划建造，完全传承其法。史载：“至元四年（1267），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孙子万世帝王之业”。其中“辨方正位，井井有序”就是对《周礼》城乡规划思想的准确贯彻。
4）《周礼》的都城规划思想并非一枝独秀
中国先秦时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显然，在那样的时代，都城规划思想也绝非《周礼》一枝独秀。
事实上，在先秦时期的都城营建思想方面，不仅有《周礼》的“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规矩，至少还有《管子》的因地置宜策略：“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两种都城规划思想，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结果是，在中国的历代都城建设中，既有受《周礼》影响而呈井田方正形态之都，如隋唐洛阳城、唐长安城、北宋东京城、元大都等；也有受《管子》影响而呈因地制宜、形态各异之都，如汉长安城、南宋行在临安府城、明南京城等。
总之，《周礼》阐述的都城规划营造方法，是“体国经野”，即完全脱胎于周代井田制的方格网系统规划方法，也是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方法，而非“中轴线”方法。但《周礼》的“体国经野”思想，在先秦时期，并非一花独放。
3。在非物质遗产方面，朱熹的“天地中间”说存在悖论
在“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及相关研究中，有学者转引或摘引朱熹的“天地中间”说来论证“北京中轴线”的存在及其价值：
“冀都，是正天地中间，好个风水。山脉从云中发來，云中正高脊处，自脊以西之水，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自脊以东之水，则东流入于海。前面一条黃河环绕，右畔是华山耸立为虎，自华來至中为嵩山，是为前案。遂过去为泰山，耸于左，是为龙。准南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诸山及五岭又为第三、四重案”。
但朱熹的上述“天地中间”说，存在着三个悖点。
1）冀都不是唯一位居“天地中间”的都城
朱熹的“天地中间”说，是描述冀都形胜的风水之言，与 “天下之中”或“天地之中”说一样，都是以形胜风水之言，竭力证明所述都城的正统合法性。
且不论大尺度的风水形胜之说（“华夏民族的国家中轴线”）与小尺度的城市规划方法（都城“中轴线”）是否可以相提并论，仅就“天地中间”而言，冀都就不是唯一的城市，在中国历史上，被描述为居“天下之中”的城市，至少还有商亳、周洛、秦汉长安等都城，以及汝宁、颖川阳城、荆州等非都城。
如果冀都是唯一的“天地中间”之地，唐以前的中国封建都城，何不均选址于此？
2）冀都不是朱熹独赞的风水极佳城市
仅就风水形胜而言，朱熹在同一篇文章中，并非独赞冀都，而是与尧都、河东（尧舜禹故都）并赞：
尧都中原，风水极佳。左河东，太行諸山相绕，海岛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绕直至泰山湊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出庐山诸山。第三重，自五岭至明越，又黑水之类，自北缠绕，至南海。泉州常平司有一大图，甚佳。
河东，地形极好，乃尧舜禹故都，今晋州河中府是也。左右多山，黃河绕之，嵩、华列其前。
3）朱熹对冀都的赞言不符风水理论
朱熹对冀都风水的盛赞之言，受到清人吴长元的批评，称其所述不符合风水理论、且未知冀都的地理大势：
“朱子论燕都形势，以泰、华二山为龙虎，似矣。然泰山之脉，倘如前人所云，自函谷西来，尽于东海，则山水具顺其气，不能凝聚。伏读圣祖文集：言泰山脉絡，自盛京长白山，分支至金州之旅顺口入海，海中矾岛十数，皆其发露处，至山东登州之福山、丹崖山起陆，西南行八百余里，结而为泰山，穹崇盘屈，为五岳首，云云。则济水顺趋岱脉，逆峙磅礴乎？青徐二州与华山支络相接，中原之形势团结甚固，而燕都包藏右山左海之间，更为奥区矣。此朱子之所未知者，因恭錄于此” 。
4。在非物质遗产方面，明清北京城的外城拓建结果已脱离《周礼》的都城规划思想
明北京城（1553-1644）的外城拓建，按其最初的规划方案，受《周礼》“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思想的影响，其城郭平面形态，在完成拓建后，原本应该是外城套内城的四方形，但因为仅完成南外城的拓建，且在东西向城市宽度方面，北内城（约6600米）窄于南外城（约7600米），因此，明清北京城的平面形态呈现出非四方形的“凸”字形，这一不“中规矩”的事实，实际上已脱离了《周礼》都城规划思想的影响。
明清北京城不仅城郭平面形态脱离了《周礼》思想，而且被外城（南城）圈进城区的许多（在正东坊、正西坊、崇北坊、崇南坊内的）胡同街巷，其方位并非呈正南-北或正东-西向，这些不“中准绳”的事实，实际上更符合《管子》的都城营建思想。
因此，1553年后的明清北京城，就城郭平面形态而言，是一座不“中规矩”之都城；而就外城内的许多胡同街巷方位而言，又是一座不“中准绳”之都城。客观地讲，明清北京城（1553-1911）所反映的城市规划思想，介于《周礼》与《管子》两者之间。
虽然明清北京城呈现出城郭不“中规矩”、道路不“中准绳”的现象，但并不影响其曾经的辉煌，更不影响它在自明嘉靖以来中国历史与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之国都地位。
综上所述，以曲解或误解《周礼》而得出事实上不存在的“中轴线”都城规划方法、以及朱熹的“天地之间”论，均难以论证城郭不“中规矩”、道路不“中准绳”的明清北京城（1553-1911）之“北京中轴线”。
“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完整性
所谓遗产项目的完整性，包括遗产项目的空间完整性与时间完整性，具体体现在3个方面：（1）包括所有表现其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必要要素（includes all elements necessary to express its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2）具有足够的面积，以确保能完整代表传达申报项目重要性的特征与过程（is of adequate size to ensure the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eatures and processes which convey the property’s significance）；（3）遭受到（和/或忽视的）发展的负面影响（suffers from adverse effects of development and/or neglect）。
1。历史时期的分段界定含糊不清
作为世界遗产预备项目，“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时间，若严格按其名称分析，是断续的。因为“北京”是指1403（永乐元年）-1911年、1912-1927（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政府）、1937-1945（日据时期的伪民国政府）与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京城；而不包括1267（至元四年）-1368的元“大都”、1368-1402的明“北平府城”与1928-1949的民国“北平城”。
在“北京中轴线”预备项目[149]的阐述中，将“北京”定义为“北京旧城”（The old city of Beijing）、“作为封建中国都城的杰出代表”（A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feudal China’s capital），那么，“北京”应该指1912年以前的北京城，不该包括1949年以后的北京城。由于1912-1949的近代中国，被定义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50]，故可包括1929-1927年的北京城，而不包括1928-1949年的北平城。
但该预备项目在论证杰出的普遍价值（OUV）时，却又阐述“北京中轴线显示了元、明、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独特城市规划”（Central Axis of Beijing demonstrates the ingenious urban planning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显然不是“封建中国”。
2。民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未予展现
如果“北京中轴线”项目的历史下限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则1912-1927（北洋军阀时期民国政府）与1937-1945（日据时期的伪民国政府）的北京城“中轴线”历史被割断，出现历史断层。
上述两段历史时期的北京城“中轴线”上，发生了许多具有重大国际国内影响的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等，符合世界遗产入录标准（vi）：“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因历史断层而被剔除。
3。历史演变的负面影响事件未予阐述
在“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文本中，许多“遭受到（和/或忽视的）发展的负面影响”之事实，未予阐述，如以下三例。
1）北京城名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六大古都之首，但经过1949年以后的旧城改造，1987年“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北京城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失败，只通过了北京城内的故宫和天坛是世界文化遗产”。三十年之后，再以故宫与天坛为主体进行“北京中轴线”项目申遗，则反而突显出一个事实：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未达世界遗产标准。换言之，“北京中轴线”项目的缓冲区，或北京南北中心历史地带，未达世界遗产标准。因为“老北京的死与生”仍然面临着“最危急的时候”。
2）2004年重建的永定门，无论它重建与否的专家争议，也无论它在目前空间环境中比例显小，仅就位于“北京中轴线”上原明代正阳门大街南段、清末永定门大街的“永定门广场景观设计”而言，即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的“真实性”。而缺失永定门内原有的永定门大街之“北京中轴线”项目，则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完整性”。
3）2008年奥运会前改造完成的前门大街，因改造前已完全失去明清风貌，故被改造成民国风貌，其改造规划为了“找回老北京的感觉”的情怀，值得尊重与理解，但将其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纳入“北京中轴线”申遗项目，则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之“真实性”。而没有前门大街的“北京中轴线”项目，则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完整性”。
综上所述，“北京中轴线”项目的历史年代划界不清、历史发展脉络阐述不全，回避了历史发展中所遭受过的负面影响事件。有悖于《操作指南》要求的完整性
本文结论：“北京中轴线”项目有悖于世界遗产精神的可信性、均衡性、真实性与完整性，为了维护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国际形象，建议将其从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撤回。
来源：阙维民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