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封面评论 | 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成问题疫苗受种者的“终极救济”
11月11日晚，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网站挂出《疫苗管理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明确：明知疫苗有质量问题仍销售，受种者可要求惩罚性赔偿。（中国之声）
在这其中，最能引发舆论共鸣和回响的，无疑是“受种者可要求惩罚性赔偿”一条。
“惩罚性赔偿”的理论早已有之，在我们过往的立法中也屡有体现。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就明确了“双倍赔偿原则”，《食品安全法》也提出“消费者可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比照而言，疫苗的重要性和影响性都要远甚于包括食品在内的一般性商品，对之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了，《征求意见稿》关于“惩罚性补偿”只给出了一个笼统表述，其具体细则，才是公众最关心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无疑有两个：其一，“赔偿金额”怎样确定？其二，“实施方式”如何规定？要知道，在类似法律中，无论是“消法”还是“食安法”都是将“货款”“价款”的几倍数作为惩罚性赔偿的金额。但考虑到问题疫苗价格有限却危害巨大的事实，上述“算法”对之显然不适用。
其实，每每说到“惩罚性赔偿”，大多都会提到集体诉讼。集体诉讼和惩罚性赔偿金一起都是来源于悠久的司法实践，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救济”之称。从过往案例来看，“问题疫苗”往往影响人群众多，这群人都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具备共同的利益，而要求他们全体出庭是不实际的。那么，允许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全体利益而起诉，就显得尤为重要。时至今日，当我们立场鲜明地在疫苗管理中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原则，那么就更有必要连带着对“集体诉讼”做出专门的预设安排。
对于疫苗接种者，我们要提供最有力的保护；而对于疫苗受害者，我们也要有“最伟大的救济”。让惩罚性赔偿的制度工具最大程度兑现价值，立法之初的工作是决定性的——以专业主义的预见性和洞察力，来给出最完整、最缜密的法律方案，于民众而言，这是最有效的定心丸。
责任编辑：余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