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如果鲍勃·迪伦能获诺奖，那他也能 |科恩去世两周年
两年前的今天，2016年11月7日，加拿大民谣歌手、音乐唱作人莱昂纳德·科恩逝世。而当时不久前（2016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同为音乐唱作人的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那时候，许多人提到了科恩，说如果迪伦能获奖的话，科恩也能。
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1934年9月21日-2016年11月7日），加拿大民谣歌手、音乐唱作人、艺术家，被赞誉为“摇滚乐界的拜伦”。2016年10月21日，他刚发布第14张专辑 《You Want It Darker》。而在中国，音乐诗人李健视他为偶像，并曾带着他的诗集《渴望之书》走上综艺舞台，这也让国内更多人知道了他的名字。
在科恩成为歌手之前，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进入公众视野的，而在他以33岁“高龄”发表第一张音乐专辑之时，他就已经发表了四本诗集和两本小说，之后又断断续续出了不少诗集。和迪伦比起来，科恩更算得上是一个文学创作者。只是没想到，刚说完这话，科恩就去世了。
科恩去世后，有许多人深切缅怀他，也有更多的人刚开始认识他，并很快如那些最初接触到他的人一样，被他的歌声所俘获，加入到怀念的队伍中。两年过去，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 Books）整理出版了科恩的遗著《火焰》（The Flame），收录了他生前最后一张专辑《黑暗情愫》（You Want It Darker）中的原创歌词，同时还收录了科恩此前未公开发表的散文、诗歌和绘画等手稿。这些，为我们展现了科恩更多的面向。
关于科恩的传奇故事，喜欢他的人，已经听得太多。只是他的小说，还有他曾经写过的诗，读过者毕竟寥寥。作为一位诗人和小说家的科恩，被深深地、长久地掩盖在了他歌手的盛名下，不止在中国，在国外也是如此。2000年5月，加拿大评论家史蒂芬·斯科比（Stephen Scobie）曾在蒙特利尔组织了一次向科恩致敬的活动，两百多名科恩的粉丝聚集在麦吉尔大学，以“诗歌的名义”向科恩致敬。
今天，在他去世两周年的日子里，请你和书评君一起认识其人其作。只是他的写作样貌如此丰富，书评君选取的，不过只是其中的一些断片。
科恩的自画像。第一幅所配文字是：“如果你还年轻，而且碰巧你不是阿尔蒂尔·兰波，那么我们宁愿不要听到你的消息。如果碰巧你是亚瑟·兰波，我们就坚决不想听到你的消息。沉默之印。”（来自《渴望之书》）
以文学为志业
成为洛尔迦那样的诗人
1934年9月21日，正逢二战之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莱昂纳德·科恩出生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英语区的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祖父是蒙特利尔第一位首席拉比，父亲经营着一家高级服装公司，母亲是立陶宛犹太人的后裔。科恩的外祖父亦是一位犹太拉比，他为幼时的科恩讲授了许多《圣经》祷文，尤其是诗意浓厚的《以赛亚书》，这给了科恩最初的文学启蒙。科恩曾形容自己有一个弥赛亚般的童年，从小被教育是最高祭司亚伦的后代，只是犹太教的清规戒律并没有给年幼的科恩留下好印象。九岁那年，父亲的去世给了他第一次沉重的打击；十岁时，他第一次看到集中营的照片，那种残酷的景象极大地刺激了他。这两件事，使得科恩从小就开始怀疑犹太教的正确性，进而怀疑上帝的存在。
在科恩的第一本诗集《让我们比较神话》（Let Us Compare Mythologies）中，题词部分有一段福克纳的小说《熊》里的对话：
“好啦，”他说。“听着，”他接着念起来，但这回只念了一节，就把书合上了，放在桌子上。“她不会凋萎，但你不得其福，”麦卡斯林说，“你将恋情永在，而她会魅力长存。”
“他讲的是一个姑娘的故事，”他说。
“他不得不说些什么，”麦卡斯林回答。
“不得不说些什么”，这是科恩一生的困惑与矛盾。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怀疑上帝的犹太信徒，一个从小就失去了“原乡”的人，科恩有太多的话想说。这种冲动一直在他的心里埋藏着，无处释放，后来终于在遇到诗人洛尔迦后找到了出口。那天科恩在一家二手书店无意中翻起一本《洛尔迦诗选》，立刻就被洛尔迦深深迷住了，从此下定决心做一个像洛尔迦那样的诗人。许多年后，科恩获得了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他在领奖时说，正是洛尔迦的作品让他领悟到一种声音，尽管这领悟来自于翻译，这并不是模仿，他不敢模仿洛尔迦，但是洛尔迦给了他一种授权，允许他找到一种声音，并因此找到那个尚未完成的不确定的“我”，一个挣扎着吁求自己的存在的“我”。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Federico Garcia Lorca,1898-1936），西班牙诗人，创造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诗集主要有《深歌集》《最初的歌集》《吉普赛人谣曲集》《诗人在纽约》《十四行诗》等。他的诗歌“描绘了安达卢西亚的城市、风景、吉普赛人、农民、宪警、圣徒以及古老的行为准则，主题包括爱情和淫欲、死亡、母性、对下层人物的友爱，特别是残酷、暴力以及习俗导致的悲剧等，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1951年，科恩考进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修习文学专业。在这段大学生活中，科恩的文学视野再次拓宽，深深沉浸在兰波、济慈、惠特曼、弗罗斯特、华莱士·史蒂文斯等诗人的作品中。期间，他加入了一个诗人团体，团体里聚集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一些诗人，比如波兰裔诗人学者路易斯·杜德克（Louis Dudek）、左翼诗人F. R.斯科特（F. R. Scott），犹太裔诗人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等人，他们总会定期会面，阅读批评彼此的诗歌。在杜德克的倡导下，他们还创办了一份名为CIV/n的诗歌杂志，科恩早期的诗作正是在这份杂志上崭露头角。
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1912-2006）出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犹太家庭，后移民加拿大，住在蒙特利尔的贫民区。欧文·莱顿是一位比较有争议的诗人，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多年前的候选人，受尼采思想和意象派诗人影响，反对理性主义。
在这些人当中，尤以欧文·莱顿对科恩影响最大，他那种鲜明的反叛风格，如尼采一般磅礴有力的文字深深吸引了科恩，两人成为一生的挚友。
A.M.克莱因（Abraham Moses Klein,1909-1972），出生于乌克兰Ratno，次年随家人移居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并在那里度过了大半生，被认为是最伟大的犹太裔加拿大诗人之一。
除了莱顿，另一位团体之外的犹太诗人克莱因（A.M.Klein）也在科恩的创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与莱顿不同，克莱因的写作偏于传统和浪漫。因此科恩早期的诗歌受其影响，大多精致优美，充满浪漫化的色彩，尤以前两部诗集《让我们比较神话》《尘世香盒》为代表。也正是因为这两部诗集，科恩被冠上了加拿大“金童诗人”的称号。如果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科恩或许会另有一番成就。只是如科恩自己所说，这是一个“黄金棺”，所以他很快又循着莱顿的气息“叛变”了。
完成本科学位之后，科恩继续在麦吉尔的法学院学习了一个学期，随后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研究生。但这一年里科恩过得并不顺意，也没有多少作品产生。后来科恩将他的这段研究生生涯描述为“没有肉体的激情，没有高潮的爱”。在纽约的日子，科恩参加过多次“垮掉派”聚会，听金斯堡等美国诗人们朗诵诗歌。他发现，“垮掉派”运动所倡导的“无保留地描写现实世界”的格言非常符合自己的想法，这些人本质上和以科恩为代表的加拿大诗人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客居在大城市里，却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
科恩也是一位画家，图为他的画作The Background Singers。
而科恩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恰是20世纪50、60年代 “垮掉派”的黄金年代，就在科恩出版第一本诗集的同年，艾伦·金斯堡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诗集《嚎叫》（1956），随后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1957），威廉·巴勒斯的《裸体午餐》（1959）也相继出版，因此那时科恩的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携带了“垮掉一代”的气息。有趣的是，科恩自己在一次采访中撇清了与垮掉派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在蒙特利尔的那一帮人其实更自由，风格更不羁，而且是往正确的方向行进。在我们这一帮来自‘小地方’的人看来，他们的路子没有走对，也不像我们一样尊重传统。他们只是撞对了时机而已。”
科恩还对凯鲁亚克等人用爵士乐为诗朗诵伴奏的方式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加拿大后率先在自己的诗朗诵中加进音乐伴奏。不过那时，他对自己的吉他水平和自己过于低沉的嗓音没有信心，认为文学才是自己的正道。1957年，科恩离开纽约回到蒙特利尔，专心创作小说和诗歌。
拒绝沉默
“希特勒的花”与“平庸之恶”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阿多诺那句宣言几乎为二战后的诗歌创作宣判了死刑。面对奥斯维辛之后民族生存与心灵的双重困境，曾经作为科恩精神导师的克莱因最终精神崩溃，停止了写作，甚至停止了说话，并于1955年退出公共生活，直到去世。对此，科恩有些失望，他认为面对暴力，人们不应沉默，应当主动走进黑暗，以诗歌来抵抗大屠杀的沉重记忆。在科恩的诗集《送给希特勒的花》中，科恩用他的诗歌宣告，即使“野蛮”也要写下去。
这本诗集最初题献给了“达豪一代”。所谓“达豪一代”，指的是亲身经历大屠杀的那一代犹太人。对于科恩来说，大屠杀是他“生命中最为核心的精神事件”，虽然他不曾亲身经历，但他始终未曾从大屠杀的精神阴影中解脱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达豪一代”被换成了“拿破仑”与“成吉思汗”，但也更为直接地点出了集中营的普遍性寓意。
《送给希特勒的花》充满了各种各样或奇诡或平凡的意象，1964年刚出版时的书籍封面形象地揭示了这个内部世界的局部图景：
Flowers for Hitler初版封面，1964。
在封面中，花朵、食物、房屋、有着心形装饰的飞机、被箭矢贯穿的心、降落伞、一对裸体女人、小狗、以及希特勒的童年面孔，被并置于小小的九宫格中，仿佛一首奇诡的图像诗。而如果我们将诗集中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与象征物勾连起来，会发现一幅更加壮阔更加奇异的类似于立体主义绘画的后大屠杀图景。它们大多以一种超真实的梦幻状态呈现出来，其本身是没有逻辑的，但却构成了整本诗集超现实主义大厦的基石，或者说一架庞大造梦机器的零件。当他们并置在同一首诗中，某种意味就产生了，比如“裸体的戈培尔走进满是锅炉的市政大厅,在那里他接到一个来自耶稣的电话。”基于这样的创造性幻想，科恩以诗人的魔力创造出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深刻揭露了后大屠杀时代社会的真实底色。
科恩笔下常常会出现一些常见的词语：身体、肉体、死亡、集中营、伤痕、春天、美、奴隶、圣徒、上帝等等。我们很容易通过这些词语描摹出科恩的心灵版图，并将它们分成两个对立的词群：一边是美丽与快乐，一边是黑暗与恐怖。这种强烈的对照被压缩在诗歌内部的狭小空间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和谐音，比如“希特勒”与“花”。这个诗集题目最直接的来源是一首名为《民谣》的小诗：
“希特勒的花在夏天打了个哈欠/鲜花遍布我的新草地/这里是一个小村庄/他们正在为假日描画它/这里是一个小教堂/这里是一所学校/这里有一些小狗在做爱/这旗子真光鲜就像刚洗过一样/希特勒的花在夏天打了个哈欠。”
这首诗如此宁静、祥和、慵懒、有趣，就像是一首田园小诗，或者小孩子随手涂鸦的绘画习作，我们甚至会忽略这幅画面里的那朵花名为希特勒。当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一点时，“希特勒的花”就变成了一个强烈的不和谐音，产生某种震撼与恐怖。
诗集《送给希特勒的花》于1964年出版，而就在三年前，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结果几乎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科恩受到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 the Banality of Evil ，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成“平庸之恶”并不准确，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恶的平庸性”——编者注）的影响，写下了许多回应诗作。他在这本诗集的卷首题词中引用了一句颇有深意的话，即大屠杀幸存者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对世人的告诫：“别让我们在集中营里遭受的苦难，走入你们的家中。”科恩的意思也正在于此，如果暴力和伤害延续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战争的结束又有何意义可言？
科恩构建了一个漫画般的庸常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神话通常借由与庸常事物结合的方式登场，人类历史中的种种“怪物”皆以一种最小化的方式呈现，他们有着普通人的喜怒与哀乐，也时时面临着普通人的迷茫与困境。耶稣的死不再具有代替人类受难的神圣色彩，而是被抛入一个滑稽的审判场景中：
“好热/耶稣正在死于炎热/他躺在肮脏的/法庭的墙上/试图让空气涌进他的腋窝/法官在脖子和领口间/指挥着他的一根手指/宣布了他的判决。”
希特勒似乎变得不食人间烟火，像个孩子一样憧憬着未来：“他十四岁了/他不刮胡子/他想成为一名建筑师。”戈培尔因为爱情失败和家庭阴影，在阳光下的晕眩里跌入了“白色的记忆深渊”，而当“他的最后一首情诗/碎裂在海湾”时，他便带着伤痕与痛苦迷惘地加入了纳粹党。在一首《关于阿道夫·艾希曼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中，科恩甚至取消了艾希曼的情感与心理，以一种戏谑的方式为艾希曼描绘了一幅肖像图：
这首摆脱了诗歌的传统形骸，像是为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撰写的一份报告书。齐格蒙特·鲍曼在他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中提出：在我们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等待现身的具体而微的纳粹党卫军沉睡着。每个普通人心中都藏着“潜在的艾希曼”，它们在正常情况下蛰伏，在特殊的时候就会被唤醒。这正是科恩想要用《送给希特勒的花》这本诗集回应的。
还有许多与大屠杀相似的暴力事件。1961年，科恩追随诗歌偶像洛尔迦的足迹来到了精神圣地古巴，碰巧亲身经历了“猪湾事件”的全过程。因为“猪湾事件”，卡斯特罗在全国开展了一个“肃反运动”，科恩被当成“敌对分子”遭到逮捕与审问，不久他决定离开古巴，却又在机场被当作美国间谍抓了起来。那次经历让科恩一直以来对古巴的美好憧憬产生了幻灭，并对革命产生了失望与厌倦的情绪，他将许多反思写进了诗集中，《关于阿道夫·艾希曼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在哈瓦那写就的。科恩敏锐地意识到，奥斯维辛焚尸房的烟囱虽然倒了，但属于它的记忆依然存在，它仍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折磨着人们的神经。
《我是你的男人》
作者: （美）西尔维·西蒙斯
译者: 陈震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5月
目前关于科恩较为详实的传记。
美丽失败者
诗是一种血淋淋的燃烧之物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科恩给妹妹以斯帖写了一封信，以打趣的口吻批评了美苏两国的冷战。没想到，妹夫维克多回复了一封信指责他的“假博学”，并认为他在对待善恶的道德问题上不够严肃。更没想到的是，科恩竟然回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讲述了他在古巴期间的非人性遭遇。科恩说：在这场美国与古巴势力激烈对峙的战役中，他选择了美国，但他所选择的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美国，而是一个不同的美国，一个产生了像惠特曼、梭罗、艾默生这样的诗人们的美国。他认为，这场战斗其实很早以前便已经打响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东西方冲突，而是一场有关人类命运与存在认知的战争，是一场类似于雅典与斯巴达、苏格拉底与雅典、以赛亚与牧师的古老战争，这场战争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的传统中。
音乐纪录片《里奥纳德·科恩：我是你的男人》（Leonard Cohen: I'm Your Man，2005）画面。
科恩因此定义了他心中的“战争”。但这场战争该怎么去打呢？写诗和写小说曾经是一种方式，但如今看来，诗歌与小说已经不能完全胜任这个任务了。于是科恩开始再次转变他的写作策略，出版了又一部转型之作《天堂食客》（Parasites of Heaven,1966）。在这部诗集里，科恩还没有正式摆脱过去“金童诗人”的影子，不乏一些精致之作。科恩依然在不断叩问身份问题，继续用语言对抗沉默，但总体上，这些诗歌变得有些随意，有些戏谑，甚至取消了诗歌本身。这部诗集最初发表时，加拿大评论界一片不满，不仅认为诗集质量参差不齐，而且断言科恩作为诗人的形象已经跌落。
但科恩并未理会，真正决心走起了反诗之路，他的诗越来越放肆。1972年，科恩出版了另一本颠覆性的诗集《奴隶的力量》（The Energy of Slaves）。“战争”终于打响了，科恩在开篇第一首诗里就以幽默的口气发出邀请：“欢迎大家莅临这些诗行，这里将有一场战争。”这次，他开始质疑并解构诗歌本身。几乎所有的诗歌都在嘲讽自身的存在，形式极简，意象疏懒，再也没有了像《让我们比较神话》和《尘世香盒》一样的精致诗风，也没有了《送给希特勒的花》里那种粗暴狂野、搅乱一切、大熔炉般的诗歌格局。
科恩所画的静物。
在后来的一首歌《这里有一场战争》（There is War）中，他将那场有关命运与存在的战争扩大到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奇数和偶数之间，并催促战士，抑或是在催促着自己：“为何你不快点回到战场上？”科恩似乎对这场战争乐此不疲。在后大屠杀时代的荒凉世界里，科恩不断反叛着写作的界限，但他没有停止写作，他想要给世界创造更多的趣味、秩序、意义与方向，尽管更多的时候他是在破坏秩序、消解意义、模糊方向。科恩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写作过程：
“就像一只熊，跌跌撞撞不小心撞上了一个蜂房或者蜂蜜贮存处，我就是这样撞了进去，并且被困住了，写作既可口又可怖，我在其中，感到是它并不那么光鲜，甚至是相当难堪，相当痛苦，可是却又无从避免。”
1967年，正当美国的反文化运动走向顶峰时，科恩来到美国，进入音乐界。他的第一个落脚地便是切尔西旅馆，在这里，科恩涌出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而后，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录制唱片上，逐渐减少了诗集的产出，也不再创作小说。关于科恩在何时何地下定决心走创作歌手之路，众说纷纭。具有标志性的一刻是：1966年秋，在一场诗歌活动上，科恩抱起吉他唱起了歌，并对鲍勃·迪伦赞不绝口，宣布自己“将成为加拿大的鲍勃·迪伦”。事实上，为了追女孩，科恩15岁时就开始学习弹吉他，跟着一位无名的西班牙歌手学了六个和弦。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无意中读到了西班牙诗人洛尔迦的诗歌，洛尔迦的诗句照亮了一道他原以为是在独自穿行的风景，诗歌与音乐，肉体与精神，第一次在科恩的体内剧烈碰撞在了一起。
关于诗，科恩曾在小说《至爱游戏》里通过主人公布里弗曼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诗是判决，而不是职业。他讨厌谈论诗节的技艺问题。诗是一种肮脏的、血淋淋的燃烧之物，必须一开始就用赤裸的手一把抓住。这火曾经庆祝了光，庆祝了沾满尘土的谦卑，庆祝了鲜血淋漓的牺牲。如今的诗人都是些专业的吃火人，在所有的狂欢节上自由行动。这火很快就熄灭，并不特别荣耀任何人。”
写作对于科恩来说，是一件失败者的事业，但它却携带着某种美，就像科恩后来的一本小说《美丽失败者》的名字所言，是波拉尼奥所说的那种“伟大的失败”。
莱昂纳德·科恩的绝大多数作品目前还没有中译本，近年来正式出版的中译本只有两部小说《至爱游戏》（The Favourite Game，2014年上海译文出中译本，译者: 刘衎衎）和《美丽失败者》（Beautiful Losers，早期译本名为《大大方方的输家》，2012年上海译文出新译本，译者: 刘衎衎），以及他的晚年诗集《渴望之书》（Book of Longing，2011年上海译文出，由孔亚雷和北岛翻译）。
但科恩没有屈服于失败，固然他也曾长久地被抑郁所扰。他说：“我不是一名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那些老等着下雨的家伙，而我却早已浑身湿透了。”这或许是对科恩一生创作生涯最为诗意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