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肮脏的人，早就在我们的经验中被处理掉了
那些肮脏的人，早就在我们的经验中被处理掉了
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时代。我们歌颂爱情、歌颂友情，因为我们的爱人和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人。在面对亲人时，我们无以选择，我们要承担责任，因为无可逃避，亲情反而常常被我们抛弃。
本月，新经典文化推出了青年作家郭爽的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作为一个年轻的小说家，郭爽有别于同代人的地方，是她将父辈作为书写的题材，细致地描摹他们；同时，她也书写当下的生活经验，她写程序员庸常的两性关系，也写为偶像打call、刷票的女孩儿。
郭爽出生于贵州，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2015年，她获得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无界行者”创作奖学金，赴德进行非虚构写作。2017年，她的小说《拱猪》获台湾第七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11月25日，在“必须写下我们——《正午时踏进光焰》新书分享会”上，作家格非和郭爽，就当下的时代和小说家的题材等话题，与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我们歌颂爱情，歌颂友情，亲情是早就被抛弃的一种情感
“在今年7月之前，我都还不知道有郭爽这样一个写作者的存在。我们嘴上会经常说要关注年轻人，其实也没有看多少年轻人的东西。”格非说。7月的时候，《收获》杂志出了本青年作家特辑。以此为契机，《收获》杂志和格非的清华国际写作中心合办了一个年轻作家工作坊。在工作坊上，格非第一次读到郭爽的作品。“读完以后特别兴奋，向很多人推荐。”
《正午时踏进光焰》，作者：郭爽，新星出版社，2018年11月
格非认为，郭爽的作品透露出她对普通人的生活有着很深的体察，她了解一个地方，了解一个地方的人的生存，进而通过作品来呈现她的经验。她的作品有“深度、烟火气和扎实感”。郭爽的作品让格非看重的另一个特质，是她可以凭借开阔的视野，将笔下的普通人放在宏大的世界中去刻画，给予他们当今世界中的一个位置、一个坐标，而非将他们的社会关系斩断，孤立来写。“有了这两方面，我觉得郭爽具备了一个好作家的雏形或说潜质。”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对“年轻”有着高度崇拜的社会。“这种对青春的年轻文化的崇拜，在目前的消费文化里体现得特别清楚。”格非说。父辈也好，传统文化也好，往往一句话，就被打发掉了。比如谈到某地经济落后，就说一句“都是传统的农村思维造成的”。一句话，就把几千年的传统打发掉了。“父辈身上的很多东西，他们的生活，在今天看来，是肮脏的，是不符合卫生的。谈到老人，谈到父母，那就是脏——老了以后当然脏，从里到外都脏，生病难道不脏吗？”
格非继而谈到自己最近在照顾生病的父亲时受到的触动。“我父亲脑梗，一直是我弟弟在照顾他，上周我回家，就由我照顾他。我弟弟喂他吃粥，粥会从他的嘴角流出来，我弟弟会用调羹刮一下，自己吃掉。他觉得这个东西不能浪费，但也不能再给父亲吃，就自己吃掉。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不是做出来给我看的。你会发现，我弟弟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的生命要比我完整。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因为我有卫生的概念，父亲嘴里的东西我怎么能吃呢？”这个经历让格非很震惊，也让他思考了很多问题。
“那些肮脏的人，早就在我们的经验当中被处理掉了。而郭爽在小说里写了他们，写了那些肮脏的人。她重新在父辈和年轻人之间构建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今天我们动不动会说爱情重要，首先歌颂爱情，其次我们歌颂友情，亲情是早就被抛弃的一种情感。但是郭爽不是这样，她也写爱情和友情，但是她写着写着就回到亲情，我觉得这个选择很重要、很关键。”格非说。
对于书写父辈，郭爽表示，可能和她开始小说创作时的年纪、她所处的人生阶段相关。“当我决定写作，决定花时间和精力来写小说的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已经三十岁了。可能跟十几岁、二十几岁开始写作的人心态不一样，我会想什么才是值得花很大精力去写的东西。”
郭爽认为，她和她同时代的人都面临一个确立主体性的问题，也就是要回答“我是谁”、“我在世界上的位置”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件困难的事。而在找寻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她选择了回溯来路。在父亲、母亲和家庭中，在这些最亲密的人身上，她找到了一个历史的脉络。“通过书写上一辈人的故事来确认自我。”郭爽说。
将当下的生活经验写入小说
郭爽的笔下不仅有父辈。
她在《蹦床》中写年轻的程序员和他的女朋友，写他们之间有一些麻木和庸常的两性关系，用来探讨在当下这个“性”已经变得可以轻易得到的时代，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建立的问题。
她在《拱猪》中，写了喜欢同一个偶像的两个女孩儿。以为偶像打call、刷票的迷妹为主角，一方面是因为她自己的人生经验，她曾有追随的偶像，在其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自于她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娱乐业在中国是最具穿透性的东西”。
“您在写诸如迷妹或刷票这样一些非常现代的东西时，会感到别扭吗？因为我们受写小说的前辈的影响那么深，我们会希望写出像他们笔下的作品一样伟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又必须超越他们，我们必须写下我们。您是怎么看待或者克服这个困难的？”有读者问道。
郭爽表示，在描写饭圈文化，处理当下那些可能是非常琐碎的、甚至是质感不那么好的语词时，自己是有所选择的。“粉丝文化里面有太多词了，流行文化里有太多这样的东西”，而作家是要讲求语言的，所以要过滤、要提炼，将这样处理之后的一些词语融入到小说的质地里。这样的工作需要耐性和敏感，郭爽说。至于“伟大”，郭爽认为，作家在写撼动自己、也撼动他人的东西时，首先考虑的不是伟不伟大，而是能否有足够的力量把它写下来，能否让他人读到的时候也受到触动。
对于郭爽在《拱猪》中描写迷妹，格非说这是这篇小说最吸引他的一部分，而且让他反思自己的生活状态。“所有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而且是故意地不去了解。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我本能地就逃避了。”
“我们必须要写一个新的生活状态，”格非说，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文化进行描述，是很重要的。“你突然发现世界在变化，这个变化你也不能说完全有道理，但是你绝不能说它没有道理。这当中有一个尺度，怎么去描述这个东西，郭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尝试。”
《拱猪》中的两个女孩儿，一个生活在小城的工厂区，父母是下岗工人，另一个是富二代，她们因偶像而在网上相识。郭爽写粉丝文化，不是从外部视角来写，她通过两个女孩儿的关系来写。“这两个女孩儿通过喜欢同一个偶像，找到了彼此，进而形成友谊。这样一来，这个故事发生在18世纪、19世纪，或者哪一个世纪就没有那么重要了。粉丝文化只是描述这两个女孩儿之间形成隐秘关系的一个外壳。”当天活动的主持人吴琦说。
作者 新京报记者 寇淮禹
编辑 徐悦东 校对 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