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前助理追忆报人金庸：一句“我能替人家打工吗”，侠气逼人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
金庸曾在香港报业江湖里独领风骚
图/图虫创意
报业大侠金庸
本刊记者/ 徐方清
今年60岁的符俊杰自称不是金庸先生的小说迷，却是“报业大侠查先生”的铁杆粉丝。1988年至1993年，他在《明报》给金庸当了五年的助理。
1959年，34岁的金庸（本名查良镛）在香港创立《明报》。此后数十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在香港报业江湖里独领风骚。金庸担任社长期间的《明报》，也被认为是香港人心目中最可信赖的传媒机构之一。
金庸本人也常以“报人”自诩。即便在离开《明报》后，金庸在演讲中也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
一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的毕业生符俊杰，从《明报》的实习生转为正式记者。1982年9月，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就香港前途问题与邓小平进行会谈。符俊杰作为特派记者来京报道，在拿到中英双方的会谈通报后，他和多数同行一样，发回去一篇主题为“中英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很官样文章的报道。
但符俊杰很快向报社提出重新发稿的要求，他在进一步研读中英方面的会谈通报后，发现双方的通报其实是“各自表述”。他据此判断，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可能需要分几个阶段才能完成。作为社长的金庸认可了符俊杰的判断，《明报》次日发出了一篇当时难得一见的认为中英谈判双方存在分歧的报道。
“通过这次经历，我感受到了査先生对于时事的精准判断力和对年轻人的信任。”符俊杰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称。那一年，符俊杰24岁。
上世纪90年代初，符俊杰和金庸的合影。
二
符俊杰同金庸有了比较多的直接接触和交往，始于1988年。中途离开《明报》的他回归报社，出任社长助理和社长办公室主任。
当时的金庸，还有一个身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制小组组长。因为和香港著名实业家、后来创立的“求是科技基金会”的查济民一起提出“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
有一天，金庸一瘸一拐地来到报社办公室。符俊杰后来听金庸夫人林乐怡说起，“査先生是被气着了”。
一段时间里，《明报》连续发表文章，批判“双查方案”。但作为社长的金庸没有对编辑部工作进行干预，“即便看着文章自己生气”。
“这样的报人气度和风骨，称得上是标杆。”符俊杰说。
香港回归前，金庸又在《明报》和《明报月刊》上大力宣传香港回归祖国以及“恢复主权，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繁荣”的16字方针。
因为在社评中的鲜明立场，金庸不断受到“左右摇摆”的质疑，但在符俊杰看来，变化的是形势，不变的是金庸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家国情怀。
符俊杰在做《明报》社办主任期间，他和办公室同事还有一项工作内容：帮金庸回复读者来信。通常每天都有几十封来信，多数是从内地寄过去，有些连地址都没有，就写着“金庸收”几个字，但“可以说是无人不知金庸”，不影响邮递局将信件送到。
“尽量做到每封必回，而且金庸每封回信他都要自己看过，然后签上名。”符俊杰回忆道。
三
大约做了两年社办主任后，30岁出头的符俊杰兼任报社副执行总编，负责《明报》副刊的工作。
从没有做过副刊的符俊杰，对于这次职务调整很是意外。但很快，他明白了金庸的想法。
金庸在找符俊杰谈话时，指出了《明报》的转型方向：新闻副刊化，副刊新闻化。这之后，《明报》有了专职的副刊记者，这算得上是在香港报业中开了先河。
对于报纸文章的要求，金庸还给符俊杰写了五个字：短、趣、近、物、图。符俊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短，是文章要尽量简短，一般要在800字以内；趣，是要有趣、不呆板；近，是要有贴近性；物，是指要言之有物，不无病呻吟；图，是文字要有图像、画面感。
符俊杰曾经问金庸是否写小说前要有长时间的准备，比如整理素材、搭好框架等，金庸回答称，他最主要的准备是要将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设定清楚，后面的故事情节就跟着人物的性格自然往下走。
金庸在识人用人上也是这样的思路。“査先生确是高人。看准了人，就基本上不干预具体工作，没见他骂过人。”
四
1991 年 3 月，“明報企業有限公司”正式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当年集团实现盈利接近一亿元。
但两年后，几乎是在《明报》集团的巅峰时刻，年近七旬的金庸辞去集团董事局主席职务，将公司出售给香港传媒业大亨于品海。自此，符俊杰也结束了作为金庸助理的工作，与金庸联系渐少。
当时有意收购《明报》的买家还有新闻集团总裁、世界报业大亨默多克，出了更高的价。不过，金庸予以婉拒。
晚些时日，金庸和符俊杰谈起此事时，他说拒绝是因为默多克提出了一个条件：收购《明报》后，金庸在报社再做三年。
符俊杰问为何不答应，一向慎言少语的金庸给出了一句侠气十足的回答：我能替人家打工吗？
世事参透、来去自如的金庸，这一次转身离开，也带走了《明报》乃至香港报业的一个时代。此后的香港报业，渐逐滑向一个非左即右的撕裂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