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傅国涌：金庸可以毫无争议地排进白话文百强
口述：傅国涌（《金庸传》作者）
整理：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
金庸去世了，这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情，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虽然他的时代早在30年前就开始谢幕，但无论他的肉身的存在与否，仍然牵动着千千万万读者。
作为在近百年历史中生活过、努力过，对这个民族和世界怀抱过梦想，并且将这些梦想付诸过实践的一代报人和武侠小说家，金庸的离去将引起人们对他更多的追问、关心和思考。
《金庸传》
作者：傅国涌
版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
“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
15年前那个酷热的夏天，在杭州，金庸对中央电视台“新闻夜话”的主持人说，将来他的墓碑上会写着这样一句话：“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21世纪，他写过几十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如果认真考究的话，应该改为这样更合适，“这里躺着一个人，在20世纪，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这些小说为几亿人喜欢。”
遥望当年，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写下的14部武侠小说，让无数人如痴如醉。但更重要的是，在1959年到1989年的30年间，他所创办的香港《明报》曾经影响过那个时代的中文世界。虽然，大陆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知道有《明报》，也没有看过《明报》，但是《明报》却关心着那个时代的大陆，关心着那个时代的两岸三地，乃至整个世界。金庸亲手执笔写的社评，影响过许多读者。
他的语言干净、朴素、明白，也常有深刻之处。早在少年时代，他在《东南日报》上发表的《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瘦》、《千人中之一人》等文章，就显示出他在写作上的出色才能。他的文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相当成熟老练，他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就开始成形。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经过了内战的时光，他从1948年来到香港，进入新闻界，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或者说最宝贵的黄金时光，都在从事报业。
从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大半个世纪，金庸奔波于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香港《大公报》《新闻报》，自己创立《明报》，并把《明报》办成报业集团，成为华人世界傲然独立的一位报人。所以，他留在新闻史上的影响，和他留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影响一样重要。虽然，今日大众更关心的是他风靡一时的武侠小说，甚至连他本人在晚年也把武侠小说看得极为重要，但当年创作武侠小说不过是办报的副产品，办报才是他的正业。
由金庸创办的《明报》
金庸在报纸上发表武侠小说，是为了吸引读者，扩大报纸的销量。他真正想传递给大众的，是他在社评中表达出来的对两岸三地、国计民生和世界风云的关切。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评论家，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在那个动荡时代，他提供了清醒且成熟的声音。他不是莽撞的人，在任何风云激荡中，他总有深思熟虑的声音传递给读者。无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香港的震荡当中，还是在80年代末大陆的风云变幻中，金庸始终坚持自己作为独立报人的立场，而不是人云亦云。他把自己看成是“文人论政”最后的一抹余光。
金庸的文学堪称母语的典范
金庸生于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祖上在康熙年间达到科甲最辉煌的位置，他的爷爷出身进士，所以，他是从一个没落的士大夫阶层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身上有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但从小读的是新式学校，饱受了民国中西贯通的教育的滋润。他生逢乱世，少年时代遭遇抗日战争，流亡到浙江南部的丽水碧湖，在那里继续念完初中。开始念高中的时候，差一点被开除，所以又转学到衢州中学。
虽然，金庸没有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但无论是在重庆中央政治大学，还是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他都有幸遇到了许多好老师，也有幸遇到了那个充满了可能性的新闻出版自由的环境。在成长的年代，他显示出过人的才华，也显示出对人类文明热切的向往。他读了很多书，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在内，都曾是他最爱读的读物。
他年纪轻轻便进入杭州的《东南日报》，成为电讯翻译和记者。后来又考入上海《大公报》，成为电讯翻译，后来还有幸跟随胡政之先生一起创立香港《大公报》。一路走来，他亲眼目睹，亲身见证了民国在大陆谢幕前文人办报的最后时光。所以，当他后来亲自办报的时候，他把这种“文人论政”的传统发扬广大，在香港延续了百年中国言论史上的最后一脉香火。
他的武侠小说虽然是娱乐作品，但同样延续了中国历史传统，这种传统近可追溯到清代的“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和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更不用说民国时期他读得如痴如醉的那些新武侠。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的香港殖民地环境中，他将这一新武侠小说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创造了武侠小说史上的最高峰。他的文字如此干净，如此生动，完全堪称母语的典范。即便放在一百年的中国白话文学史中，金庸也可以毫无争议地排进前一百名。无论是他的社评，还是武侠小说，皆如此。
金庸的孤寂和落寞
一个作家，一个报人，无论他有多大的雄心壮志，或者有多少梦想，最终他的生命都要归于尘土。这一点，金庸从来都知道。1979年，当他的儿子在遥远的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他就对人生有了更深的认识，他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把握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作品就已经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还被改编成武侠话剧。有一次，在香港大会堂剧院演出他的作品，当人们知道金庸也在现场，观众热烈鼓掌长达一分钟之久。他自己说，“我开心得好像飘在云雾里一样。”这是金庸真实的一面。他毕竟是一个血肉之躯，他人生中有无数的缺陷和遗憾，也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地方，但是，他同样有非常真实诚恳的一面。
有人说金庸是韦小宝，而不是乔峰或者令狐冲。但他却说，自己肯定不是乔峰，但也不是韦小宝或者陈家洛。活生生的金庸，又要比郭靖、令狐冲多一份狡黠，他身上有许多的复杂性。
他年轻时在重庆读的是外交系，后来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念的是国际法，在生命的黄昏，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念博士。在他香港宽大的书房里，放满了各种外文的精装书，但从骨子里，他其实一生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也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产物。
他说他写的政论之所以常常能一语中的，只不过是从《资治通鉴》中读出来了对人性恶的基本把握。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也有香港商业社会带给他的特质，毫无疑问，它也是香港神话和香港奇迹的一部分。没有殖民地香港给他带来的这些环境，他不可能创造出明报集团，也不可能写出十四部风靡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
他常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创造的江湖世界也是风云跌宕，是是非非如同现实世界一样变幻莫测。有人说，金庸的小说，除了《天龙八部》和《鹿鼎记》，都会给人“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其实，在荣华富贵、掌声和鲜花后面，作为一个个体生命，金庸也同样有他的孤寂和落寞，有他的惘然和茫然。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天龙八部》里照样有“回首当时已惘然”的感觉。他说，人生不可能永远美满，因而茫然的感觉在所难免。即便一切目的都达到了，还是会空虚。
我常想，什么样的感触都会在时间中过去，变成茫然。金庸，一个几乎拥有了世上一切的人，他给出的人生关键词竟然是“茫然”。
一个知识分子的现代样本
今天当金庸离世的时候，想起他一生留下的作品，包括武侠小说和那些尚未结集成书的成千上万的社评，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做的，他几乎达到了极限。在百年白话文学史上，他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
尽管，我对金庸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那样认同，但是我仍然深深地感念，作为生在20世纪到21世纪这个特定时空中的金庸，他的故事仍然提供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非常重要的范例。他让世人知道一个人可以达到怎样的一种极限，他可以两手写文章，两手都成为时代和众人的祝福。
他的武侠小说多少年来一直是无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乃至有人可以靠着金庸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成就一番自己的话语世界。虽然金庸自称是小人物，但他是做过大事业的小人物，他是在母语的时空中“射过雕”的英雄。我想起钱穆先生对他的学生辛意云教授说的一句话，“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大事中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和影响，而不能只看小事。”这正是钱穆先生常常念兹在兹的“同情之理解”。如果从这个角度说，金庸先生的一生，还真的是要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的离去，只是肉身的离去，他的文字不会淹没。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他给百年来中国母语时空留下的那些痕迹，都不会被抹掉。我们将继续地追问和寻找他所关心的问题。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所怀抱的理想，最终也并未完成。虽然，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者，但是在他身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几分悲凉之气。
鲁迅先生评价《红楼梦》的时候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一人而已。”也许金庸并不是那个“呼吸而领会”到悲凉之雾的宝玉，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怀抱的那种对大中国的理想，仍然会被后世之人长久地追寻和讨论。
金庸曾在1973年4月22号的《明报》发表题为《最伟大的三结合》的社评，提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我想，他心中自有对现实忧患的清晰判断和危机感，并且也常有承担。虽然在他生命的最后光阴，我们世人对他的要求可能更多，而他所做的已经力不从心，但就凭他在母语领域所做的贡献，他在中国历史上足以传世。
纪念和哀悼金庸的离去，愿他的灵魂安息！读他的文字，感念他的人，思想他的故事，他依然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