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关键节点访华，“另一个安倍”不能不提
安倍终于来了。12年前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他刚刚成为日本最年轻的首相，如今的他已成功连任自民党总裁，并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久的首相。
时隔7年，日本首相终于完成正式访华的心愿，在中日友好条约缔结40年的关键时间节点，安倍这段旅程从开始之初，就已注定并不平凡。然而，除了安倍晋三，还有一个人的身影贯穿始终，功不可没。
“羽田机场晴空万里。已经有七年没正式访问中国了。虽然中日间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但也正因此，我们之间才更应该敞开心扉，坦率地交谈。借此次机会，我想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的阶段。”
当地时间25日下午12时44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乘专机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临行前，他发了这样一条推特，感慨颇深。
自抵达北京以后，安倍连续参加多场“重量级”活动，包括刚下飞机出席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
事实上，安倍晋三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渊源颇深，可以追溯到40年前。1978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方长官安倍晋太郎肩负重任，力排众议，积极推动中日缔约，并直接参与条约拟定。恰巧，他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
今天，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就跟小伙伴们说说这段往事。
晋三之父
安倍晋太郎出生于1924年，是二战结束后著名日本政治家，曾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要职。其父安倍宽是二战前著名的反战议员，因反对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行径，被称为日本政界“有骨气的政治家”。
安倍晋太郎
但安倍晋太郎的成长道路并不平坦。他出生85天时，父母离异，他跟随父亲回到山口县，终身没有见过母亲。1946年父亲因骨癌病逝时，晋太郎尚在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学习，依靠亲戚接济才完成了学业。
受到父亲的影响，晋太郎早早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194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他去日本全国性大媒体——每日新闻社求职，面试官问他：“你一生中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晋太郎毫不犹豫地回答：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和平主义政治家。
这样的政治观点与其岳父、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可谓是背道而驰。岸信介是姿态强硬的右翼政治家，也是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强行通过新日美安保条约，引发日本国内怒火，最终以辞职收场。
尽管晋太郎一直担任岸信介的秘书，但他不愿生活在岳父的政治阴影下，因此在决定参选议员时，差点选择离婚来对选民宣示立场。
晋太郎与岸信介最大的不同，就是外交立场迥异。1957年岸信介上台后，改变了鸠山一郎、石桥两届内阁重视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敌视中国的活动，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坚持不承认新中国的立场。
而晋太郎则为日本外交立下了不少功劳，尤其是他倡导的“创造性外交”，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前所长高洪告诉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在对华关系上，安倍晋太郎也是有着足够的好感和关心。他曾明确提出，“中国终究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国家。与一个人口十亿以上的国家保持稳定的关系，不仅对于日本，乃至对于亚洲都是重要的。”
缔约之争
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经历着不平凡的变革，中国外交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在各个方向打开了不少新局面。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联合声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作出了“先复交、再缔约”两步走的安排。
在这一时期，安倍晋太郎等一批日本政治家开始关注中国，并潜心修补中日关系，为缔约做前期准备。
1974年，两国把缔约问题提上了日程，但缔约谈判却经历了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由于中日各自国内因素，缔约谈判实际上一度中断。
1976年底，福田赳夫出任首相，他托人向中国传达了“尽早举行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的意愿。邓小平回应说：“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
尽管当时缔约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仍持坚决否定态度。当时，时任外相园田直来北京沟通，日本右翼分子威胁要杀害他，其极端手段可见一斑。
1977年11月，安倍晋太郎被委以重任，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其中一项关键任务就是说服反对缔约的右派。晋太郎在右翼势力间来往游说，破费思量。
1978年7月21日，中日谈判正式开启。时值盛夏，外面骄阳似火，谈判厅内的政治温度同样很高。双方都抱着早日达成一致的强烈愿望，谈判加紧进行，但在具体的案文表述上还是费尽周折。
此后的22天中，双方举行了16场会谈，紧锣密鼓，短兵相接，但双方都努力扩大共识。邓小平曾指出，“要力求达成协议，中断和破裂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不利。同时也要做好达不成的思想准备。”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中国全国人大和日本国会分别审批通过后，10月23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
历时6年筹备，中日终于缔约。
传承之钵
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后，世界为之侧目，重要功臣安倍晋太郎在日本政坛声名鹊起。1982年，他被任命为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外相，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的次子安倍晋三正式步入仕途。
当时，安倍晋三在东京八重洲总公司出口部工作，每年负责几十亿日元的项目。但晋太郎让儿子辞掉工作，来外务省当自己的秘书，满怀对他的期望与栽培之意。
于是，安倍晋三开启了外相秘书的生涯，频繁随父亲出访世界各地，“父亲外访39次，我随行了20次”。
1982年11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父亲安倍晋太郎（右）与其子安倍晋三在一起。
这一时期，安倍晋太郎推动胡耀邦访日，随同中曾根康弘访华，并保持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安倍晋三则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理解父亲的外交方式。
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时，安倍晋三曾提到，“30多年前，李总理还是二十几岁青年的时候，曾经作为中国青年访日团的副团长第一次访问日本，我父亲举行欢迎宴会，宴请代表团。我作为父亲的秘书也参加了这一次宴会，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李总理。那时，我也是一个青年。”
中日缔约后，安倍晋太郎还推动日本政府开展对华援助（ODA），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8年，日本为对华ODA提供了3万多亿日元（约300多亿美元），最高峰时占到了外部援助的80%以上。
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ODA款项中相当大一部分被用于建设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而中日友好医院、中日环境中心等，也都是由日本的无偿资金援助建设的。
近距离观察父亲的外交方式，对安倍晋三有着深切影响，给他提供了为人处世的样板。安倍晋三的母亲洋子曾表示，他的政治理念更像父亲晋太郎。
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当选首相，就任仅12天就对中国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前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造成的外交僵局，收获日本国内不少掌声。安倍还主动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并多次就日军战争罪行道歉，称日本人已“将这些教训牢记在心”。
不过后来的闹剧，小伙伴们也都知道了，《环球时报》评价那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关系的反转为：“挺滑稽的一件事”。
安倍之意
一段时间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经历了不少困难和波折，但最近一年多，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持续改善，逐渐步入正常轨道，面临改善发展的重要机遇。
去年，安倍晋三许下4个愿望：年内恢复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实现李克强总理访日、希望2018年访华、邀请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下半年访日，从而全面恢复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机制。
如今，安倍晋三在中日缔约40周年的重要节点得以访华，不仅实现了他的第3个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父辈的和平主义理念。
此次安倍来华，随访的还有超过500多位企业界精英。26日上午，两国举行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其间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正如前文所述，安倍晋三赴华前在推特中提到，愿将中日关系提升至“新阶段”。
高洪告诉记者，这个“新”字用得很巧，相对于“旧”，其间含义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两国之间形成了新的共识，确认互为合作伙伴，在具有很高互补性的经贸、科技和第三方合作市场方面携手向前走，在取得政治互信的基础上，把过去的竞争转为共赢。
不过，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初晓波看来，中日关系如欲致远，必先行稳。
从经济领域看，当前世界经济处于后危机时代的调整期，新旧动能转换、经济转型过程中贸易投资增长放缓，债务问题和货币利率风险增大，不论是谁在这样的背景下都难以独善其身。
从军事安全领域看，现存两国领海、岛屿、防空识别区等争端难以短期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两国已经就避免出现偶发性冲突建立“海空联络机制”进行了长期努力。
中日之间的确横亘着众多问题，曾经阻碍中日关系深化的敏感问题今后仍有可能激化。
作为身系亿万国民重托的政治家，安倍应该超越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在中日缔约40周年之际登高望远，去探索两国之间可持续的、不轻易受第三方和突发因素左右的稳定信赖关系。
未来的中日关系，安倍将其形容为一艘大船，颇有风雨同舟的画面感——“与中方一道共同努力，使友好合作发展的航船向前，再向前。”25日下午，安倍在人民大会堂演讲时如是说。
从安倍晋太郎到安倍晋三，40年间，日本对华关系的态度曾数度被推到波峰，也屡屡跌回到波谷。如今，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安倍政府终于转舵与中国相向而行，中日共同完成了40年历史的穿越，开创了新发展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