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 举债减税不是真正的减税 社保费率、增值税有调整空间
本报记者周潇枭北京报道
当前减税降费的空间有多大？减税空间从哪里来？具体减哪些税费？
财政部部长刘昆此前表示，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同时抓紧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更加明显的降费措施，真正让企业轻装上阵、放手发展。
而对于如何推进大规模减税降费，目前仍然众说纷纭。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云。乔宝云教授参与了一系列财税部门的深度调研，主要围绕中国税负状况和减税措施等，做了深入研究。
乔宝云认为，中国仍有空间推出大规模减税降费，减税降费主要为激发市场活力，减轻企业负担。后续减税降费会是一揽子政策，不仅仅为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更是着眼长远、改善预期、应对趋势性问题的举措。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不应通过举债来实现，应该更多通过压缩政府不必要支出、减少超前且浪费的投资项目等。中国社保名义费率偏高有调整空间，增值税作为最大主体税种也有下调空间。
举债减税不是真正的减税
《21世纪》：财政部表示正在研究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政策空间有多大？
乔宝云：在我看来，存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一方面，随着税收征管的加强，税收实现较充分的应收尽收，使得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另一方面，我国不断扩大的政府支出规模，存在压缩空间，这些都能为大规模减税降费腾出空间。
拉长时间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增速较长时间内都是高于GDP增速，财政支出规模扩张得也很快。虽然财政在社会保障上投入不够，需要补欠账，但政府支出规模扩张很快，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在于政府承担的职能太多，有些机构需要精简，有些可以交给市场或社会。另外，地方债之所以膨胀，因为有些官员把过多未来事项堆在任期内完成，这些事项是否必须现在就做，以及花钱的次序等，都值得探讨。
近些年，三公经费得到较好控制，政府支出的其他方面，包括行政经费、公用经费、财政补贴，还有部分重复建设、形象工程等，都有压缩空间。
《21世纪》：也就是说，大规模减税降费需要从政府支出中寻找空间，而不是扩大政府债务规模？
乔宝云：我国政府明面上债务规模大概是17万亿，这个规模确实不高。但我们隐性债务很多，如果地方政府隐性负债的后门没有堵上，继续扩大债务规模是有风险的。
通过政府举债为减税降费腾挪空间，很难让市场形成合理的预期。因为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今天借的钱，将来是要还的；今天借的债，需要未来的税收来偿还，只是推迟了收税的时间，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减税。减税降费的政策空间，肯定要从合理地利用财政资金、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来考虑。
《21世纪》：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是否会减弱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性，拖累经济增长？
乔宝云：所谓反周期政策，就是当经济处于不景气周期时，可以通过减税、扩大政府支出来平抑周期波动，这是传统凯恩斯理论的做法。
但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当前我国市场活力下降、民营经济积极性不够，减税政策目的是要激发市场活力。通过减税为市场腾出空间，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大政府支出规模会挤压市场生存空间。
应对趋势性问题
《21世纪》：压缩政府支出，可能牵涉政府自身比较复杂的改革，这个工作好落实吗？
乔宝云：压缩政府开支会涉及深层改革，但眼前也有推进的空间。
现在需要强调的是，要分清趋势性和波动性的问题。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这是趋势性的，经济要转型升级，需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社会等。过去两三年，我们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这个痛苦的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既有趋势性问题，又有波动性问题，还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这时候，公共政策既要应对眼前波动性问题，更要抓住核心趋势性问题，市场信心才能提振。
美国政府提出“制造业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调研，对中国整体税收政策、中国和其他国家税负状况展开研究。我个人判断，基于广泛调研的政策会是一揽子政策，包括税制改革、税收管理、政府支出等多方面；现在提出减税降费，不仅仅是短期、临时性的政策，而是着眼于长远、为改善预期、应对趋势性问题的举措。
《21世纪》：今年我国财政收入保持较高增长，但部分基层政府也存在发放工资困难、隐性债务风险事件，我国财政形势究竟是怎么样的？
乔宝云：有些地方政府的治理确实存在问题，地方参与的事情太多，还想把未来几十年的事情都解决了，这是很困难的。我理解，我国财政收入是丰裕的，部分地区出现钱不够用的问题，就像本来应该买1000万元的房子，结果买了2亿元的房子，自然存在负担太重的问题。
增值税减税空间较大
《21世纪》：未来大规模减税降费，具体减哪些税、哪些费？
乔宝云：现在的减税降费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通过一揽子财税政策，让市场参与各方能公平竞争，按照市场化原则让最有活力、最能创造效益的主体留下来，激发市场活力。
我们近年来推进的营改增、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减税措施，为何减税后财政收入还是保持高速增长呢？税收征管是其中因素之一，征管能力的提升，带来税收较快增长。反过来说明，之前的税收征管力度不一，征管体制可能产生不公平，推进国地税合并旨在营造更公平的市场环境。
我认为社保费率有下调的空间。前段时间社保征管划转造成了一些混乱，很多小微企业利润率比较薄，存在欠缴社保的现象，但这些企业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如果去追缴这些欠费，有些企业可能就会死掉。我国各项社保费率加总，名义费率占工资收入比重有40%左右，国际比较来看这个比重是相当高的。过高的名义费率会造成行为的扭曲，所以市场产生了很多规避缴费的行为。当然，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降低社保费率之后，如果影响养老金的发放，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所以需要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比如现在正在加快国资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等。
增值税是避不开的，因为增值税在税收中占比最高，未来大规模减税肯定要从增值税上做文章。增值税是相对公平的税种，现在是三档税率，未来可以并作两档，税率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增值税的征管上，比如总部汇总纳税政策也可以微调，让纳税和享受的公共服务匹配起来，调动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
现在外界谈论企业所得税也很多，可能主要由于特朗普大幅降低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但中国和美国税制有较大差异，美国是以直接税为主，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中美间的企业所得税的可比性不大。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实际作用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因为企业只有挣钱了才交企业所得税。总而言之，不能为了减税而减税，减税降费的重心是要让企业轻装上阵。当前提振信心很重要，需要切实解决问题，让企业得到真实的好处，经济才能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