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 后续入院如何保证？
本报记者王佳昕北京报道
导读
目前未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统筹地区，也要按规定及时将17种抗癌药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范围。
经过3个多月的谈判，又有17种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目录。
10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了《关于将17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将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纳入药品目录。
据了解，17个谈判药品与平均零售价相比，平均降幅达56.7%，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家或地区市场价格，平均低36%。
国家医疗保障局局长胡静林表示，此次纳入目录的抗癌药都是近几年新上市的药品，专利存续期还比较长，医保对这些优质创新药的战略性购买，能促进和推动医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研制更多更好的创新药，惠及广大患者。
不过，抗癌药纳入医保并非万事大吉。记者了解到，目前存在抗癌药入了医保却入不了医院的现象，医院不采购，患者依旧无法购得降价抗癌药。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的业内人士表示，这一现象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药占比的制约、医保的总额控制等。
“抗癌药价格经谈判后下降，但依旧不低。医院若采购，费用会超预算，即超出总额控制指标，又不能拒绝患者要求，最后干脆就不进了。”北大纵横管理咨询公司咨询师王宏志告诉记者。
患者减负效应显著
被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的17种抗癌药，均为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人员需求迫切的肿瘤治疗药品，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
事实上，这已是新一轮的抗癌药入医保。早在一年前的2017年7月，就有36种药品被纳入2017年版的国家医保目录，其中有15种为抗癌药，价格分别降低了30.4%-70%不等。
此次则有更多种类的抗癌药加入目录，包括治疗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阿扎胞苷、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培门冬酶、治疗肾细胞癌的培唑帕尼等。值得一提的是，17种谈判抗癌药品中有10种药品均为2017年之后上市的品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部分创新药在国外上市时间也不长，纳入医保一方面能鼓励这些药品的生产企业继续研发创新，另一方面也使患者尽快用上治病救命的新药，提升用药可及性。
“国内也有一些药企在做创新药，这样加速进医保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蔡江南说。
降价幅度上，以上文提到的诺华生产的培唑帕尼为例，200mg/片的价格为460元，医保支付标准为160元一片，降幅达65.2%；辉瑞生产的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克唑替尼，200mg/粒的价格为750元，医保支付标准为219.2元，降幅达70.7%。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曾告诉记者，在医保谈判的前后，患者的减负效应远大于抗癌药的降价效应，患者的减负不仅仅通过降价，更主要的是通过医保报销来实现的。
例如，抗癌药A此前100元，全部由患者自付，进入医保目录后价格降为90元，但90元中由医保报销65%，则患者仅支付31.5元。因此通过谈判虽然价格仅降低10%，但患者负担却显著降低了68.5%。
此外，《通知》明确了执行时间，要求各省（区、市）药品集中采购机构要在2018年10月底前将谈判药品按支付标准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上公开挂网。医保经办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确保11月底前开始执行。
另外，各省（区、市）医疗保险主管部门不得将谈判药品调出目录，也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目前未实现城乡居民医保整合的统筹地区，也要按规定及时将这些药品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范围。
进了医保却入不了院？
不过，即便抗癌药进了医保，是否就意味着患者能够买到？答案是否定的。
此前，有媒体报道，部分列入医保范围的抗癌药或罕见药，医院并不供应，各地陷入缺货状态。且由于国家已将药物纳入医保，慈善机构与药企设立的部分患者援助项目也随之暂停，患者无奈只能去药房全额自费购药。
记者对此询问了多位行业内人士，得到的回应是：上述情况确实存在。而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即为药占比的限制。
什么是药占比？通俗来讲，就是病人看病就医过程中，药品费用占总费用的比重。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力争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以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解决不合理用药等问题。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事管理与临床药学系主任、教授史录文告诉记者，癌症用药费用高，在多项政策的影响下，如药占比要求，有的医院可能不愿配置，肿瘤患者用药可及性仍会受到影响。
蔡江南认为，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的专科，是不科学的，不能用一个统一的药占比来要求所有医院。例如儿科不太需要用药，药占比高的可能性不大，而肿瘤医院需要的药品较贵，就应相应的提高它的药占比。
史录文表示，实现“三医联动”，才能有效提高患者药品可及性，三医联动需要在尊重医学规律的前提下，通过有效的经济技术、信息技术和监管技术做支撑。只通过控制药占比并不能有效控制医药费用。“降低药占比的方式太多了，例如通过大检查、大化验，提高总费用，扩大分母。”他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部分省份，如广东、安徽、天津等地发文，称对国家谈判药品不纳入药占比考核。但在全国范围内，尚无相关举措。
另外，王宏志表示，医保总额控制也是造成医院不采购抗癌药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指出，目前多地的医保收支较为紧张，而医保不是无底洞，医院购进高价抗癌药，极大可能超出预算。
对此，《通知》表示，因谈判药品纳入目录等政策原因导致医疗机构2018年实际发生费用超出总额控制指标的，年底清算时要给予合理补偿，并在制定2019年总额控制指标时综合考虑谈判药品合理使用的因素。同时，要严格执行谈判药品限定支付范围，加强使用管理，对费用高、用量大的药品要进行重点监控和分析，确保医保基金安全。
王宏志认为，关于年底补偿并非想象的那样轻松，钱从哪里来，要看当地医保基金的收支情况，目前很多地区医保增加支出的可能性不大。
史录文建议，国家应继续努力完善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如何从宏观层面调控，做到既满足医学规律，又实现合理控费的目标。首先应做到医疗服务同质化，在同一个临床路径管理下，若一药品该用，药占比高些则可以接受；若药品不该用，哪怕比例很低，也绝对不能用；同时实现精细化管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做更大范围的宏观研究，精准制定相关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