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出手“三点半”难题背后的喜与忧
一所学校的课后托管班。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赵晨熙
自从孩子上了小学，常冰涛每天早上的起床时间就比以前提前了3个小时，作为某国企司机班的一员，他把工作从正常班调到了早班，为的是能够准时接孩子放学。
“学校一般3点30分就放学了，我正常要5点30分才下班，根本赶不上接孩子。”常冰涛很庆幸自己的单位可以换班。
一直以来，“接孩子难”都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难就难在孩子的放学时间和父母下班时间的这段时间差如何协调。
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严格执行“减负令”的政策背景下，多地明确规定小学生在校学习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但在我国父母双职工比例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放学后孩子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显然更是很多家长的希望。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的“部长通道”上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课后三点半”已成为年轻父母和整个社会关注的一个难题。
近日，北京市宣布，从秋季新学期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校内全面推广“校内托管班”。
政策效应
下午5点，在北京市大兴区某小学五年级的一间教室里，教师陈旭坐在讲台上，正用红笔指着作业本给身旁的一个学生指导。讲台下坐着的10几名学生有的在写作业，有的在看课外书。
“学校会看管这些孩子最晚到晚上6点30分。”陈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些孩子都是家长无法放学来接，留在学校暂时托管的。这种“课后延时服务”采取的是家长自愿、学生自愿的原则，完全是免费的，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班级，一般这种课后“临时班”每班不超过20人，由一名老师带着学生看书、完成作业。家长来接孩子需要由保安把家长带到教室，家长和孩子相互确认后，才能离开校园。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大兴区作为北京市的先行试点，已经有一些中小学开展了这种为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的课后托管服务。今后，北京市将全面开始推行。
陈旭曾对班里的一些学生做过调研，发现不少家长更倾向于在孩子放学后将他们送到学校附近的托管机构或培训机构。
韩琦的孩子在大兴区某小学上四年级，尽管学校有课后托管班，他权衡再三，还是给孩子在附近的培训机构报了个托管班。
“学校的托管就是简单的老师看着写写作业什么的，也学不到什么东西，感觉有点浪费了孩子课后的时间。”韩琦和班里几个有同样想法的家长一“合计”，最终一起报了课外班，每天由一名家长送孩子一起过去，也解决了大人接送的问题。
政策升级全覆盖
事实上，伴随着“课后三点半”问题随之出现的就是各大课外托管班、兴趣班的野蛮疯长，虽然在这些托管班中，不乏有些存在师资差、场地有安全隐患等问题，但还是成为不少家长“无奈的选择”。
9月18日，北京市教委公布《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原则上学校每天应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形式包括课外活动和课后托管，时间持续到下午5点30分，其间禁止补课、禁止乱收费。应在教师自愿的前提下，调动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作。
此次《意见》出台后，如果校内托管班实现全覆盖，学生放学时间将延长到5点30分，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等于从两头进一步压缩了学生参加课外培训班的时间，在一定程度上会对这些培训机构带来影响。
事实上，早在2014年，北京市教委就下发了《义务教育阶段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通知》指出，各学校可在星期一至星期五15点30分至17点的课外时间安排活动，每周不少于3天，每天不低于1小时。
此次《意见》则进一步升级，不仅要求校内托管班从“周一到周五都开设，每天从三点半到五点半”，还要求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全覆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这些要求虽然看起来有些“简单粗暴”，但从某种程度来说，由学校来全面进行托管目前也不失为是一种最优选择，一方面学生不需要离开学校，避免了在路上的交通风险；另一方面，由学校看管，对于很多存在家庭、学校“两点一线”观点的家长而言更好接受。
不过储朝晖也坦言，用这种相对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短期内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但“课后三点半”的问题绝非“一刀切”就能简单解决。
不以增加教师负担为前提？
为应对“课后三点半”这一难题，去年2月，教育部曾印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今年3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透露，上述意见以来，“课后三点半”难题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已有25个省制定了符合各省实际的政策措施。
为了避免学校课后托管“变质”成课堂学习的延伸，课后服务内容不能安排集体补习文化课，不能安排集体讲新课，不能赶教学进度等成了“硬性规定”。
法治周末记者注意到，除了由老师看管学生写作业这种相对简单的模式外，不少学校也在探索开展一些较为丰富的课外活动，例如，组织开展诸如乐器、书法、相声、体育、舞蹈等多种文体活动，也有的学校会聘请课外教师或与培训机构合作来给学生开展活动等。
不过，在中国学后托管教育联盟主席张洪伟看来，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和课程资源支撑每周5天、每天两小时的课后服务？校方和老师是否有足够的动力驱动这件事？这些都是在解决“课后三点半”问题中绕不开的关键。
北京市海淀区某小学教师贾斌就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对于学校的课后托管服务，不少老师其实积极性不高。“我们小学老师一般早上7点就到校，很快就要进入工作状态。下午3点30分以后，本应该是批改作业、备课的时间，现在却多了托管和带学生活动的工作，负担太重了。”
由于学校给教师的补贴也极为有限，因此，贾斌透露，她们学校目前负责课后服务工作的教师基本以党员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为主。
陈宝生也提出，在解决“课后三点半”时，教师的问题不容忽视，劳动时间加长了，负担就加重了，相应成本怎么分担，相应的劳动法规怎么调解，都要考虑其中。
其实在储朝晖看来，解决“课后三点半”难题不应以增加学校和教师负担为前提，不该把责任全推给学校，学校的主要功能和职能是教学，它的职能、内容、工作量是有严格限定的，教师难以保障备课、休息，反而可能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功能，本末倒置。
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靠全社会的努力，托管活动不应仅仅局限在校园里，而是应该走出校园，有更多探索。储朝晖建议，可以充分发挥如少年宫等一些政府所办校外教育服务机构的作用，也应该利用一些社区资源，比如，采取“教育部门监管，学校出资购买，专业社工机构提供服务”的模式，聘请社工开展托管工作，既提高专业化水平，也为教师减轻了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