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不能简单将“民企焦虑症”视做饭桌上的谈资 |沸腾
文 | 徐立凡
最近关于民营经济的文章在朋友圈持续刷屏，先是有“经济学者”抛出“私营经济应离场”，舆论大哗;然后格隆在一篇文章中发出对民营经济的种种忧虑，引发广泛共情，且热度一直延续到本周。
而就在前些天召开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野三坡中国经济论坛上，不少经济学家呼吁关注“国进民退”，并有经济学家驳斥“私营经济应离场”的论调。
这些关注民营经济的文章或观点之所以刷屏，或许是人们真切感受到了民营企业生存之难，同时也说明，时下无论是民营企业本身还是社会都有一些焦虑。
“民企焦虑症”扩散，或源自环境和预期的改变
事实上，决策层关于民营企业的政策表述从未改变。
9月19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重申，将坚定不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落实和完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决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各种不合理障碍。
刘鹤副总理在上海调研时也强调，坚持对国有和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对大中小企业平等对待。
“民企焦虑症”扩散的根源，不是因为政策变了，或许是因为环境和预期变了。
来自外部的变量、内部政商环境的改变和去杠杆政策等叠加效应，对于所有企业都形成了多重考验。
以往的商业模式、盈利手段对风险防范能力相对较弱的民企来说，已经不再那么好用。今年规模以上民企营收的收缩，表明了调整成本的提高。至于中小民企，相信感受会更加深刻。
在这个动态调整过程中，房地产、水泥、钢铁等受产业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战略调整的动作更大。
他们通常是过去的企业明星。明星效应下，一幅色调并不明亮的现实图景就此呈现出来。这幅图景固然不缺乏现实颜料，不过，它并没有描绘出全貌。
▲2018年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峰会在沈阳开幕。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些行业和企业过去的利益路径依赖是被阻断了，但另一些行业和企业却获得了新的成长空间。许多新兴行业、第三产业里景气度不减，在这些行业里游泳的民企，日子也算滋润。
事实上，环境变化本来就是市场常态。适应市场，是一个企业的必备素质。企业视变化为“危”还是“机”，该焦虑还是乐观，决定着其自身的前景，这一点无需我们担心。
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预期的改变。尽管政策表述没有改变，对于民企，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还在增加，但许多民企的实际感受甚远。
有些地方，民企融资困难的情况没有明显改善，抽贷现象倒是屡见不鲜;对民企的经营自主权视而不见，借公共事业之名随意干预企业经营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地方构建“国民待遇”不仅没有突破，倒退的迹象倒是隐约可见。在该改革的地方浅尝辄止，对不该动的地方倒是勇于开拓，将改革的责任等同于对民企机制的折腾。
诸如此类的现象，难免让一些民企感到彷徨无措。
要用清晰的价值理念稳定民企预期
客观环境的变化导致“民企焦虑”，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政府与社会有责任缓解“民企焦虑症”。
比如，在企业的价值判断上，不能再把“姓公姓私”当作标准。改革开放已到了40年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市场体系已基本健全，民企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作用不言自明，“姓公姓私”本不应该再成问题。
又如，在政策准备、落地和延展各个环节，应当让统一、协调的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任由部门各说各话。部门政策的拟定和表达也不能只看自己的“山头”而不顾全局，导致社会对政策进行解读时莫衷一是。
最重要的，政府在扶持民企的政策工具箱中，或许也不能满足于增加融资便利、税负调整等微观政策手段。
真正能够改善营商环境，稳定民企预期的，是把更明晰的价值理念放进工具箱中兜底。这个价值理念就是合法的私人产权和财富权不容侵犯。
有了这个保障，民企的产权才能得到保障，其经营行为才能从战略角度出发，对民企的种种不恰当干预才有可能被制约。
强调民企产权保护，还有助于推动国企改革的深化。国企的全民产权性质同样需要明晰。在不同性质的企业确权后，相互融合并合理分配利润和控制权才有可能。在这个通道打通后，民企也无须再对国企的“免死金牌”羡慕不已--这也是产生焦虑的原因之一。
应该看到，“民企焦虑症”不光只作用于民企，还有可能向全社会传播。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焦虑视作饭桌上的闲谈，网络上的个人情绪。它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和现实性。
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心理角度，治疗“民企焦虑症”，都是应有之义。
编辑：新吾 马小龙 葛书润 校对：郭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