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流浪还是回家，中国富人们为什么焦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上次看到“流浪”两字，还是九一八那天重读《松花江上》：“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那是怎样的日子啊！异族在我们土地上肆虐，百姓被迫抛下自己的家乡和爹娘。没想到，经历了救亡、建国、奋斗、崛起，和将近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之后，中国一大群户均几套房、每逢度假就游历世界的财富阶层，在中秋前夜集体喊起了“流浪”。
这篇文章以伍子胥无处安放的家国情怀开篇，然而却笔锋一转，最终指向依旧是国企私企之争，当然里面也提到了前些日子所谓的“私企退出论”。焦虑的富豪们战战兢兢，担忧自己会是“随时可能被放逐的流浪客卿”。然而即便通篇都批着“家国”外衣，骨子里却是对个人财富的维护。套用这篇文章所说，他们担忧的不是国运之争，而是利益之争。
一、逝去的顶点
中国富人们今年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股市跌了近20%，去杠杆、税收、社保，各种收紧政策接踵而来。中美贸易战更是雪上加霜。和半年或一年前相比，大多数富人们的口袋都受到了影响。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不能回到2018年初的那个财富顶点。
那是如何辉煌的一个顶点啊！
在2018年初，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数字，仅仅大陆地区就有688位十亿美元富豪，远高于美国的571位。有不少大陆富豪已经移民香港，如果包括大中华地区，中国的十亿美元富豪有819位，比美国高出40%。大中华地区十亿美元富豪的增速更是惊人，仅2017这一年就增加了206位，几乎占全球增量的一半！
如果考虑到美国社会信息相对完整，美国税务局IRS执行能力全球第一，美国富豪的数据应该相对精确，而中国则可能有不少隐形富豪未被计算。中国的富豪数应该更多。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的GDP是美国的62%，而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4.5%，美国富豪们用了一百多年从全世界积累他们的财富，榜单里有很多如沃顿家族这样的世袭富豪，而中国富豪们都是在过去三四十年白手起家，财富来源以中国为主，中国的财富创造能力简直惊人。
在A股的鼎盛期，一个二三千万利润的上市公司就能拥有等价于十亿美金的市值。只要能上市，每个公司都是独角兽。每个上市公司大股东都在质押加杠杆，再去投资房地产和其他项目，让收益再翻几倍！一切都那么美好，直到去杠杆的开始。
二、财富之谜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1984年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十年里民营经济发展惊人，占GDP的比重已超过60%。但即使如此，考虑到中国GDP只有美国的六成，民营经济体GDP体量不到美国GDP的40%。怎么能够在短短三四十年产生如此巨大的财富？
难道中国商人都是天纵奇才，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组织能力远大于他们一直引以为榜样的美国同行？显然不是。
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谜。
除了财富阶层本身的努力，以下三个因素让他们在改革开放中获取了超额的利润和极大多数的红利。
政治力量对公共资源的赋予。在市场经济开始之前，中国实行公有制，一切公共资源由所有人民拥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共作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力量，担当了分配社会资源的角色。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不是无序发展，而是一直在政府顶层设计下展开。地区和行业的开放政策、各种资质和牌照、上市的资格、资金的支持、土地的议价转让，这些公共资源大多都无法用市场定价。获得公共资源的经营者能享受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政府和国营经济创造的巨大正外部性。政府和国有经济体为市场经济体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它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回报率也许不高，但是却创造了巨大的正外部性，让民营经济体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经营所必须的要素。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作为中国顶尖的互联网公司，年利润超过600亿，峰值市值超过3，5000亿，造就了很多富豪。但是阿里巴巴所有业务的背后是中国领先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移动网络、公路网和铁路网。这些网络投资大、回报慢、没有创造一个富豪，却成为了中国所有互联网公司高增长高利润发展的基础。
劳动人民任劳任怨的牺牲。中国建国后普及教育积累了数亿的人力资源，他们参与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提供他们的劳动。对市场经济体来说，劳动力始终处于一个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力的定价权基本在资本方手中。资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能获取超额的利润。很多企业家甚至罔顾法律规定不给工人支付福利，让工人连续加班，工人在资本市场中处于弱势。去过西方国家就知道，这几点都不可能。
三、赶不走的焦虑
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中国的财富阶层也积累了赶不走的焦虑。其原因在于中国财富阶层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和西方有根本不同。
在西方，金钱和政治融为一体，有钱即可培养自己的代言人，影响、渗透和控制政治。在美国，你可以用钱控制媒体和智库，操纵政策和选举。在澳大利亚，默多克甚至可以警告总理，要把他换掉！
在中国，中共作为政治力量的代表，对全体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而不只对一部分人和他们的财富负责。政治力量超越金钱力量，这就注定了财富阶层再有钱，也难免处于诚惶诚恐的患得患失之中。
财富阶层想得到政治专宠，然而这在社会主义中国难以事如人愿，他们中的很多人便把最终的财富数字当成终极目标。这个数字只能增不能减，一旦有任何减少，必然是社会不公！
富人们也许清楚自身已经获得了社会中的超比例财富，但出于对保护财富的渴望，家族百年传承的理想，他们不希望利益受损，也想避免更多的二次分配。富人们正成为自己过去三十年成功的受害者。其财富积累速度之快，数量之大，让他们对任何可能影响财富积累的变动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四、回家
在自媒体时代，文字早已泛滥，情怀也完全通胀。连发数字币的都情怀满满，满口要为全人类打造公平美好的未来，当然，直到他们了无音讯的那一天。
我们在深夜能够扪心自问，我们的情怀是为自己的口袋，还是家国和天下？
虽然在扶贫等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在巨大的总体社会财富之下，仍有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短短几十年，我们的基尼系数高于美国、沙特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的发达国家。
很多人在纪念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同时，却从不提起邓公谈到改革开放时说过的话：“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有能被绝对保护的财产吗？没有！只要你属于一块土地，就受那块土地上的人民的制约。在美国，只需超过半数的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投票支持，再加总统的签署，就能够通过任何加税方案。理论上只要有超过半数的民意，加任何的税都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些希望在中国推动西方民主的富人们，可以想象下，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同等发声，中国的民意会是怎样？
财富阶层作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大受益者，却对他们所获财富的赋能者和保护者——政府，充满抱怨和不满，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财富悖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基于中国国情的结合体。它包含着用市场经济来激发个体的能动性，推动经济建设；用社会主义制度来推进共同富裕，最后达到社会公正。
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是合理的，也是公正的。中国没有房产税，没有遗产税，世界罕见。当然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我们要避免影响私有经济发展的动力。应该加税于财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财富创造的过程。
只有当所有的人民都变成有产阶级，当保护财产成为每个人的需求，富人的财富才真有安全。也许能够保护财产的唯一方法，是不属于任何一个土地和国家。哪个国家税务低或者免税便把财富移到那个国家，那才是永远的真正的流浪。
回家吧！回到我们的同胞身边，回到那些为我们财富付出牺牲的人民身边，这里是我们的家，永远没有流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