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退休21年 只做科普一件事
钟琪和老伴钱先生
钟琪（右一）在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上。 更多精彩故事， 请扫二维码。
82岁的钟琪喜欢自称“80后”，她笑呵呵地介绍，“今年还进来了几个60多岁的‘年轻人’”。
1997年退休后，钟琪担任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团首任团长，一做就是13年。从团长任上退下后，她仍然推动科普团“幕后台前”的方方面面，并在9月17~19日举行的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上发言。
她记得科普团创下的一系列耀眼的纪录，“全国1600多个市县我们都走遍了，累计近900万听众，现在一年讲3000多场，有1000多个‘弟弟妹妹’科普团”。
钟琪的中秋、国庆假期和普通的节日没有什么两样，“过年过节都不做计划”，她操心的是科普团接下来的互联网课程建设、按课标培训中小学科学课老师的事情。
21年只做了一件事的钟琪说：“就是科普的事。”她穿着居家服坐在藤椅上，阳光洒在祥和温暖的脸上，“我已经很满足了！”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逸男实习生杨桂芳
提起中科院老科普团的故事，82岁的钟琪说话依然声如洪钟，“除了耳背，其他什么都好。”
80岁后，她开始有变老的感觉，只做能力所及的团务。“讲到八十岁可以了，我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过有需要提意见的时候她仍然语气尖锐、面不改色，“别人说我这个老太太挺严厉的”，她激动地坐在藤椅上比画。而说到开心的回忆也会开怀大笑，笑声十分爽朗。
她梳理着往事，“我们也没有想到科普团会做这么久、这么长。”
一张纸条开始的科普团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主办方找上钟琪的时候，她毫无准备。“他们（中国科协）也是胆儿大，明明知道我82岁了，也不怕我在会上说得一塌糊涂。”钟琪笑着说，虽然一头白发、身体一颤一颤的，“但我想可以宣传下科普团，就去了。”
1997年，60岁的钟琪从中科院退休，受时任副院长嘱托“搞搞科普”，于是成立了老科学家科普团。钟琪从来没有接触过，“看了北京很多新华书店，但科普书找不到几本。”
她决定直接去问学校，一个人蹬着自行车跑到海淀区教育局。她随便进了个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要张纸条留言，“如果你们开校领导的会，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介绍下？”彼时，钟琪还在摸索中，她不确定地打探，“我想成立科普团，你们觉得有没有必要？”结果在二十几个校长的会议上，大家都说想听科普报告但没地方找人。“有时候，学校就找在科学院工作的家长，安排一场讲座。”
参考校长们的意见后，钟琪为老科学家定下了260元的课时费。“每节课还要返回90元，维持团务运转”。而作为义务团长的她，不拿一分钱。
半年后，科普团吸收了8位老科学家团员，钟琪特地印发简介送到海淀区的中学。“怕讲不好。看看还可以，第二年再在北京各区讲。”2000年起，在中国科协的支持下，从西部、革命根据地开始，科普团逐渐扩展到东北和沿海地区，一年讲上1000多场。
钟琪没想到，一连做了13年团长。“他们挺放心我的，说我身体还好，脑子清楚。”这一句话，钟琪在会议的8分钟发言期间，也拿捏得稳稳当当。“我想把那3个外国人（嘉宾）比下来，我不相信他们在科普上有我下的功夫多。”
从吸收第一个团员起，钟琪就定下了高标准、严要求。有人曾做过七八十场科学报告，进团试讲也会不合格。“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成了她带出的团风。
钟琪听报告听出了自己的心得。“头3分钟一定要吸引住大家，没劲的话想要把人拉回来很难。科普报告也是有技巧的，不仅要把科学知识讲清楚，还要讲得生动。”她知道自己不讨好，连博导、副所长都被她刷下来，“他们知道我很严格”。
听科普报告专业户
即使过了试讲，在实际讲课中，团员仍有可能被淘汰。
钟琪作为团长主要负责听报告。“只要我带队出去，今天听你的明天听他的，我挨个听挨个提意见，听完晚上到你的房间交流。我就做这个工作。”
有一次，一位团员的科普正式报告讲生物的多样性，把定义写出来然后讲定义，钟琪很不高兴，课后就找到这位老科学家，“你这个是上课，不是科普报告”。
每个人的报告她都听过四五遍。“不是我讲课水平比人家高，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听多了就能提出意见。提了几次意见还不改，只有淘汰。”在当团长的13年期间，她淘汰了5人。
虽然科普团受邀做报告越来越频繁，但钟琪始终强调，不追求场数和人数，效果最重要。“教室效果不好我宁愿给50个人讲。”
有一次，钟琪接受完采访去听团员讲课，坐在教室后排，发现旁边有看报的、有写东西的，心里急了。“怎么回事啊，根本没在听！”她很快发现长教室的后排扩音不清楚，于是上前六七排坐到中间靠后去听。“结果还是听不清，我就恼火了。”她赶紧给老师递了纸条，说会场声音不好转做提问。“但效果还是不好，我说你还是结束吧，让感兴趣的到讲台上交流。”散会后，三四十个人围着老科学家讲了一个多小时。“这就很好嘛！为什么要让两三百人在那没事干，这三四十个人不是听得很好吗？”钟琪激动地从藤椅上腾起身子向前，仿佛回到了讲课现场。
写了2000个信封
每年开学到期末是钟琪最忙的时候，主持试讲、安排外出讲课等。老伴儿钱先生就帮忙联络、发信，每个信封里装好纸条，在信封上注明地址和名字，贴好邮票。“每次带团出去发几个信封，把纸条写上，回信就是这么来的。”
一合计，老伴用毛笔写了将近2000个信封。最让钟琪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写给老团员的信件。
在一次报告结束后，一名初三女生来信。“她说我不爱念书，不会念书，不想考高中，父母都下岗了，家里四处借钱，我就要成为家庭负担，不如死了算了。”钟琪一字一句地复述道。
科学院在北京有四五十个单位，当这封信转到老团员手上，已经过去了一个月，钟琪急忙催回信。
尽管他们希望传播知识，但在回信中写道：“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如果你不喜欢，还有很多道路可以选择。还有，父母养育你十几年，你是有责任的，不能走那条绝路。”老科学家还买了几本书，给她寄过去。
三四个月后，他们收到一封信，这个女孩和同乡到深圳打工去了，“说再过两个月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钟琪很欣慰。
老年团也要学新东西
现在科普团的主力军是40多位六七十岁的科学家。“80岁要少讲，知识是会老化的，最新的发展肯定跟不上。30~50岁的有工作，没法长期讲。”科普团去外地，有时半个月甚至二十天都回不来。
钟琪的儿孙都很理解。“他们觉得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她记得21年前计算机还未普及的时候，需要有人专门拎两个大箱子装计算机和投影仪。“重得要命呀！”钟琪感叹，“后来学上网，请人帮我们做PPT，现学现用。”
对于00后爱玩的短视频等软件，钟琪也有耳闻，“有的专家可以用手机讲课了。”
他们的退休生活不会经常在社区，依然在各地奔跑走动。团长任上退下来后，钟琪也讲过两年的报告，成了荣誉团长。她和很多老团员一样，“从来不吃保健品，只要把三顿饭吃好，这个最重要。”
她的身体一直很好，78岁的时候还去玩漂流。80岁后心脏不太好，迫不得已开始吃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看书，看半个多钟头，眼睛四周就模糊了。”而此前，她最喜欢看推理、侦探性的小说和电视，“有时我跟老伴说下面剧情应该是什么，结果果然是，我其实适合到公安局去工作。”钟琪爽朗地笑道。
中秋节，很久没联系的朋友打电话问候她，她愉快地回应，“今天很好，明天不知道，哈哈哈”。
钟琪居住的社区有不少老年人，“碰到过诈骗的、销售营养品的、算命的，我不信这套，不纠正，也不参与。”现在科普团已经扩展到社区，从小学扩展到大学，扩展到部队、老年人等，这让她放心。
科普
要允许人不感兴趣
广州日报：有时碰到学生对讲座不感兴趣，甚至睡觉、玩手机，有没有一些办法？
钟琪：每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不能要求我们做的报告每个人都感兴趣。我跟团员说，要练就一种演员的本事，不管有没有人认真地看你，都要卖力气在上面演。讲课是为了那些眼睛盯着你、愿意看你的人讲，不要看那些睡觉的人，这样才能调动自己的积极情绪。
会场有人睡觉，就让人继续睡吧，等睡醒了能听多少听多少，不想听了出去也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要允许人家不感兴趣。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科普只是听一场讲座，听完做做笔记就撂在一边了，如何把科学热情传播下去？
钟琪：一场肯定是不够的，但好的报告可以让人关注。比如说纳米，学生听了我们的报告，觉得有意思，他以后看新闻看报纸杂志等就会关注它，对纳米的知识就建立了。
广州日报：选科学家团员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钟琪：我们选团员的时候非常注重人品，学问好的人不一定人品好。学生很敏感，你在台上的一个动作、一句话，人家就会对你形成一个看法。
广州日报：现在82岁，一生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
钟琪：志愿没选好，我是同济大学工业民用建筑专业毕业的，但后来都没有从事专业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搞管理合适，后来在科学院一直做的都是管理工作。如果这辈子让我当老师，我也不后悔。
一个人活得成功就是这辈子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了解自己到底喜欢什么。老师如果不喜欢学生和讲课，我劝你赶快提交辞职信，这对你和学生都是一件好事。
